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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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法则的探索有两种主要形式：生理的和道德的。18世纪的人们着迷于身体、感觉、感情，即心灵通过神经系统作用于身体的方式。苏格兰医生罗伯特·怀特（1714—1766）用被割掉脑袋的青蛙做实验，发现它们仍然能够通过移动四肢擦掉抹在它们背上的酸性物质。他因而得出结论：它们的脊髓中有一个“分散的灵魂”。怀特的同时代人威廉·库仑（1710—1790）第一个发明了“神经症”术语，但他把这个词运用于所有的神经紊乱，他认为神经紊乱比之前想象的要更加广泛。神经症的现代意义是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然而，在18世纪，抑郁、焦虑和长期的气闷被描述为“神经质”。[2468]医学语言现在不再使用体液术语，疯病被解释为“失去心智”。心智被理解成位于一个身体器官，即大脑中。

对大脑的探索其实早在17世纪60年代就由托马斯·威利斯开始了，他是早期的一代科学家，同雷恩、胡克和波义耳一起创建了皇家学会。威利斯进行了无数次的大脑解剖术，主要是人和狗，并且发展出一种把大脑从头骨中分离的新技术，从底下取出，这样有助于保留其形状的完整。他细致的观察和解剖以及灵巧的染色技术使他发现，大脑上覆盖着一个纤细的血管网络，脑室（大脑皮层在其中折叠的中心部位）不能提供血液，因此不可能成为像有些人认为的灵魂的居所。他证明大脑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许多，并且确立了一些新的部位，例如纹状体，并且发现大脑通过神经与面部、某些肌肉和心脏连接。他的书《大脑和神经解剖学》（1664）在把激情和灵魂同心脏分离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使他声名鹊起。他发明了“神经学”术语，称之为神经的法则。他把该书题献给谢尔登大主教，以便向所有人强调自己不是无神论者。

态度和信仰的变化也许不可避免地集中体现在一本书中，这本书把这些态度和信仰发挥到了极致。它就是由法国外科医生朱利安·德·拉·梅特里在1747年撰写的《人是机器》，尽管为了躲避法国的审查他被迫在荷兰的莱顿出版该书。在主张思想是“与电相同”的一种物质时，他其实是在宣布支持决定论、唯物论和无神论，所有这些都将使他陷入水深火热中。他的观点是，人性和兽性属于同一连续体，人性等同于物理属性。他坚持认为不存在“非物质存在”，从而对灵魂的存在提出了巨大的疑问。他说，物质受自然力的推动，具有它本身的组织力量。他说，活着的有机体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人不是从一块更昂贵的黏土捏出来的；自然只使用了一块面团，不过变换了一下酵母而已”。[2469]

艾蒂安·博诺，孔狄亚克修道院院长（1714—1783）认为所有的思想活动是由愉快或痛苦的感觉产生的，但是他还说，灵魂先于感觉。夏尔·博内（1720—1793）认为思想活动都发生在大脑纤维中，但是这一活动需要灵魂参与。

伴随从灵魂向心灵转变的是另一相关的发展，即德罗尔·沃曼称为现代自我思想的出现。在对18世纪戏剧中不同性别的表现方式、描述种族的方式和认识动物的方式（尤其是大猩猩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查之后，在对当时的肖像、小说中变化的人物以及丰富多彩的时装进行研究之后，沃曼证明，人对自我的理解在发生变化，从某种因气候、历史或宗教而可变的东西转变成来自内在的东西。这还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概念，而是表明了一种认识，即自我能够发展。在第21章讨论过并且在第28章还要讨论的美洲大发现对欧洲人关于种族、生物学、文化和历史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在现在的情境下，对于许多人来说成为分水岭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在这场冲突中，不同的民族（英国人、法国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团结在一起对英国作战。这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比之前的任何战争都更使人们思考自己到底是谁。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也在这一身份语境下得到重新思考，并且同阶级和性别的分界线进行比较。肖像画在这一世纪的早期还主要通过服装来区别人物，现在则开始强调人物具有区别性的脸部特征。沃曼说，小说的兴起是18世纪晚期“内心情结”最生动的例证。18世纪早期，小说中的人物通常遵循一定的套路；到19世纪初，人物因为自身以及它的独一无二而受到尊崇。小说处理的不是传统类型人物应对典型问题的为人熟知的方法，而是向读者介绍“陌生人”，他们的内心生活可能完全不同于读者自己，从而引发同情和理解。[2470]正是在18世纪晚期，人物发展的概念开始得到强调，也就是德语中的“教化”思想，它反映出这样一种观点：在生命的过程中，自我可能在某些方面会变化，而在其他方面保持不变（歌德的思想在这里尤其有影响力）。同样，艺术中也发展出对儿童肖像画的兴趣（例如在约书亚·雷诺兹的作品中），与此相关的是把儿童看作“天真无邪的白板”而不是小型成人的新思想。[2471]正是这种对人物、身份以及他们从何而来的兴趣引发了相面术风尚，即从面部特征预测人物的未来。所有这些都反映并强化了启蒙运动中的自然权利概念。大型阶级群体中的不知名成员不太可能像拥有强烈自我感觉的个人那样自信或具有自我意识。

巴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的家乡、孟德斯鸠和笛卡尔的家乡，以及拉·梅特里和孔狄亚克的家乡）成为启蒙运动和探寻人性法则的中心，并不令人意外。自11世纪学校和大学创立以来（详见第17章），巴黎一直是聪明才俊和新思想的中心。比较奇怪的是，英国北部的一个小城竟然成为巴黎的对手。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1745年的高地叛乱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小城爱丁堡一直统治着西方的思想界。”这是詹姆斯·布坎在他的近著《心灵的资本》中说的话。“过去几个世纪里一个曾经是贫困、宗教偏见、暴力和污秽的代名词的城市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竟然为现代世界奠定了思想基础……‘爱丁堡，污水池’成了‘爱丁堡，大不列颠的雅典’。”17世纪的某个时期，在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每周有三趟邮车，有时回程的邮车只有一封从伦敦到整个苏格兰的信。[2472]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群名人（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赫顿、威廉·罗伯逊、亚当·弗格森和休·布莱尔）成为现代世界第一批思想闻达，“他们之所以闻名，既因为他们的思想大胆，也因为他们古怪的习惯和无可挑剔的道德行为。他们告诉欧洲和美洲如何思考，如何讨论18世纪新的思想领域：意识、民事政府的目的、塑造和区分社会的各种力量、物质的构成、时间与空间、正确的行为、什么东西使两性结合、什么东西使两性分离。他们能够冷静地观察上帝已经死去的世界……美国的爱国者本杰明·富兰克林带着儿子在1759年首次访问爱丁堡，他回忆说他在那里体会到曾经有过的‘最强烈的幸福’。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百科全书》在1755年只用一个小小段落介绍苏格兰，而到1762年，伏尔泰写道，‘今天正是从苏格兰我们才取得了从史诗到园艺的所有艺术的品位标准’，语气中颇有愤恨”。[2473]

推动这一北方文艺复兴的直接原因是1745年的叛乱。为重新确立（天主教的）斯图亚特王朝在苏格兰（和不列颠）的统治地位、由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王子领导的高地叛乱在爱丁堡曾经短暂兴盛过，之后查尔斯在向伦敦发起进攻的路上，在德比附近被击败，被迫逃回法国。这件事使许多才智之士汇集于爱丁堡，促使许多人思考，他们的未来同英格兰休戚相关，王室争斗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