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世界的自我完善。[2449]与牛顿的科学发现同时，一种新情感开始在欧洲传播。它最重要的特点是相信仁慈法则，它现在既属于上帝也属于人类。地球“为了人类的尘世幸福”而被创造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仁慈”和“乐观”都是18世纪出现的词汇。）这经常导致一些荒唐的观念：例如费纳龙说上帝决定了西瓜的形状和密度，使它易于切开；普吕什修道院院长指出潮汐的存在是为了让船只更容易入港。[2450]

这种认为自然的和谐是上帝仁慈的表现的思想在18世纪尤其重要，因为现在注意力开始转向人本身。如果宇宙的其他部分是由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拉瓦锡和林奈等人能够发现的（相对）简单的法则所支配，那么人性本身也应该受同样简单、同样容易发现的法则支配。对人性、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或许是启蒙时代最具特点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期，我们现在承认的许多现代“学科”，例如语言学（语文学）、法律、历史学、道德和自然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都完全成形，或作为元学科而产生，这些元学科将在19世纪成形（例如，“心理学”这个词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在英语中广泛使用，尽管它在拉丁语和德语中曾经被使用过）。[2451]

这一变化的潜在动力，正如罗杰·史密斯在他的《人文科学史》中所说，是把灵魂作为心灵的重新概念化。心灵此时越来越被理解为意识、语言、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它同在另一世界扮演不朽和重要地位的灵魂恰好相反。[2452]这一思想主要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约翰·洛克（1632—1704）在1690年出版的《论人类理解力》中阐发的。该书的草稿早在1671年就完成了。在书中，洛克本人使用了“心灵”而不是“灵魂”，并且把经验和观察，而不是某种“先天”或宗教（神启）来源作为思想的源头。他要求读者“从孩子出生时就开始观察时间在他身上带来的变化”，拒绝所有天生思想论。然而，洛克毫不怀疑地认为，心灵的确包含某些先天能力，例如反映的能力，“是我们自身感受并且反映出心灵的内在活动”。[2453]他说，对物质世界的经验给予我们感觉（他的例子包括“黄色”“热”“软”“苦”）。我们对这些经验给出反应，然后分析它们，形成我们的思想。

至少对英国人来说，这就是牛顿和洛克塑造的现代世界。牛顿奠基了根本真理，而洛克通过用心理世界取代形而上学，“揭示了经验赖以产生真理的心理机制”。[2454]他的观点和分析很新颖，他甚至提供了这一新世界观的词汇，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如下事实上：关于灵魂的讨论变得让人尴尬，代之而起的是关于心灵的更加世俗的思想。另外，正如批评家很快指出的，洛克给予经验（而不是先天知识）首要地位，使他得出这样一个观点：信仰同经验相关。例如，他发现有些民族没有神的概念，并利用这一证据来攻击先天思想论。这是心理学产生的主要因素，即使这一术语还不怎么被使用。洛克主张动机建立在经验（自然）基础上，经验帮助塑造心灵，而不是来自某种作用于灵魂的超验力量。他把行为视作对伴随感觉而生的喜悦或痛苦的反应，这为动机的决定论/机械论打开了道路。这产生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影响是进一步把上帝同道德分离，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这种观点在18世纪之后成为主导观点。道德需要教导；它不是天生的。同样，洛克把“意志”从灵魂中去除，把它解释为在对心灵感受到的感觉做出反应后做出的简单选择。也许最重要的是，他说自我，也就是“我”，不是什么与灵魂相关的神秘存在，而是“构成经验的感觉和感情的集合体”。[2455]

洛克对现代心理学思想的最后贡献是对语言的卓越见识。17世纪之前，语言在许多人心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词语被认为是特殊的东西，可以说词语类似它们描绘的物体。《圣经》是上帝的“言”，有些人相信每种物体最初都拥有一个表示其身份的名称，语文学的任务就是重新找到这个最初的名称。雅各布·伯麦等学者尤其主张这种观点，他主张存在一种“亚当语言”，即许多人认为的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接近希伯来语的最初形式。[2456]然而，洛克认为语言不过是传统和便利的产物，语言在变化和发展。他认为以下观点是荒唐的：我们能够（或说应该）“重新发现”语言的某种原初形式，就好像这能帮助我们找到智慧的某种原初形式一样。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感到震惊和迷惑。

尽管有洛克的理论，许多人还是不愿意接受对灵魂的贬黜，而且这一思想经历了几次华丽的变身。以燃素理论闻名的格奥尔格·施塔尔认为整个身体是灵魂的化身。尼古拉·马勒伯朗士（1638—1715）认为，上帝作用于灵魂，使之产生先天的思想和动机。安托万·阿尔诺（1612—1694）和皮埃尔·尼科尔（1625—1695）在《思维的艺术》中，同样提出灵魂负责思考，尽管他们也承认语言结构反映了心灵工作的方式。[2457]莱布尼茨提出了“存在的基本单位，即单子”。[2458]他说，正是这些基本的、无形的“原质”成为身体和灵魂的基础。用罗杰·史密斯的话说，“莱布尼茨成为相信灵魂在掌握知识和产生行为中具有先天的、本质的功能的首要人物”。[2459]关于灵魂的复杂的推理表明，人们陷入一种尴尬概念的思想困境。洛克的体系虽然令人震惊，但是解释起来要容易许多。

但是关于灵魂的努力并没有消失，而且远远没有。德意志人就像英国以外的所有其他欧洲人一样，仍然相信灵魂是一个统一的实体，体现了上帝的设计。[2460]例如，以“犹太人的苏格拉底”著称的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认为，灵魂中有一种只对美起作用的特殊能力，它使人对美做出反应，“了解”它并认识它，其方式是分析永远不能达到的。[2461]根据这一观点，是灵魂预先规定了人向高等文化发展，也使他同动物区分开来。

正如现代意义上的心理学需要时间才能逐渐远离灵魂一样，心理学同哲学的分野也在渐渐展现。把两者分开的，除了伊曼努尔·康德，别无他人。他的观点建立在科学的知识和哲学（批判性思维），以及科学（严格意义上）和实践知识之间的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康德对自身（我们所说的自我）以及它是如何认识事物的非常感兴趣。他的结论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科学的，批判性思维表明就其本质而言，我们无法认识世界。[2462]例如，关于心灵的知识，不像18世纪理论假设的那么机械。“不可能存在心理学‘科学’，因为我们心中观察到的并不以时间和空间形式存在。”[2463]部分因为这一点，康德开始对人类学和相面术产生兴趣，他把它们界定为“从可见的外形和外表判断一个人内心的艺术，不管是就其感觉方式还是思维方式而言”。[2464]

罗杰·史密斯说，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定义。“18世纪对人性的引证有点像《圣经》中对上帝的引证：它是其他所有事物围绕的主题。”[2465]塞缪尔·约翰逊声称对人性的研究在17世纪末首次成为显学；在18世纪20年代，达勒姆主教约瑟夫·巴特勒做了关于人性的布道。1739年，大卫·休谟出版了他的《人性论》。它并没有立即成为经典（休谟说它“在出版商那里难产”），但是它最终帮助塑造了启蒙运动的另一本质特点，即相信知识将代替神启成为获取至善的途径。[2466]以下是德·马布里修道院院长的话：“为了让人成为他应该成为的样子，让我们首先研究人是什么样的。”[2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