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从灵魂到心灵：寻求人性的法则

版的钱伯斯《百科全书》影响大得多，部分是因为这是一个更浩大的工程，部分也是因为在18世纪，法国还是诺曼·汉普森所称的欧洲的“文化独裁者”。在文学、艺术、建筑以及盛行一时、直至今天仍占据特别位置的附属艺术，例如家具、时装和烹饪等的品位标准方面，人们都唯法国马首是瞻。更重要的是，这时法语已经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贵族的通用语。[2430]就连最能代表普鲁士精神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法语都说得比德语好。[2431]

法语是本质上源自拉丁语的语族中的一种，该语族统称为罗曼语，包括撒丁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普罗旺斯语和法语。它们都源自士兵、商人、殖民者说的口头（通俗）拉丁语，而不是文学语言（古典拉丁语）。最初的高卢语被认为是凯尔特语的一种形式（留传下来的只有很少的一些铭文），同拉丁语有亲属关系。高卢（也就是当时的法国）说的拉丁语后来分化成两种语言，沿着一条大致从现在的波尔多经过吕萨克到依泽尔的线分成北部的奥依语和南部的奥克语。9世纪的《斯特拉斯堡誓言》（842）中可以发现古法语，中古法语在14世纪（1328年，瓦卢瓦王朝建立）首次出现。[2432]

现代法语起源于17世纪。随着巴黎成为首都，法语（法兰西岛说的方言）注定要成为民族语言，北部方言开始对南部方言取得优势。[2433]但是直到著名的《维莱—科特雷法令》（1539）颁布，法语才正式成为法庭用语。[2434]即使那时，法语仍旧被视为低于拉丁语，后者仍然是新学术（科学）的用语。但是法语被用在通俗文学中，随着印刷术的到来和阅读的推广，法语在普及和使用方面稳步增长。1549年，约阿希姆·杜·贝莱撰写《保卫与发扬法国语言》，号召法语不仅仅是通俗故事的文字载体，还应该具有更大的雄心，甚至“辉煌”。从那时起，法语就成为法国思想和民族生活中一个具有我自意识的实体，其发展方式是任何其他语言都不具备的。随着法语被完善、发展和净化，整个17世纪都贯穿着对“正确用法”和“优美用法”的关注。[2435]这一趋势到《波尔—罗瓦雅尔普遍唯理语法》（1660）的出现达到高潮，它提出了建立一种在逻辑基础上的哲学语法的思想。18世纪的法语成为一种比其他任何语言都具有更多自我意识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更人工化的语言。这种理性的整饬帮助形成了法语的优美，但是也形成了它相对的枯燥性和较小的词汇量。[2436]当其他语言自然发展时，法语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种官话，正因如此，晚至20世纪中期，在法国，母语不是法语的人口有200万（阿尔萨斯语、布列塔尼语、普罗旺斯语等）。[2437]

28卷的《百科全书》不管按什么标准都是令人生畏的读物。狄德罗会把这样一个项目作为一个有商业利益的计划，这一事实告诉了我们许多关于18世纪正在变化的阅读习惯的情况。事实上，在18世纪后半期，阅读习惯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传统的私人赞助模式在消退。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以图书销售的收入为谋生手段，依靠新一代读者为生，他们与作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非个人的。塞缪尔·约翰逊和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是第一批完全为新一代读者写作的作家。实际上，出版商取代了赞助人的角色，当然还有一个中间阶段，即公共订阅，我们看到《百科全书》就是以这种方式发行的。[2438]

我们也不应忘记，在16、17世纪，为富人和穷人提供主要娱乐活动的不是阅读，而是音乐。[2439]“补锅匠和挤奶的女工哼着歌，赶车的人吹着口哨；各个行业的人，就连乞丐都有自己特有的音乐；维奥尔琴挂在客厅，给等候的访客解闷；为等待的顾客消遣的鲁特琴、西特琴、维吉诺古钢琴是理发店的必需品。”[2440]伦敦虽然有剧场，不过观众仅为全城500万人口的四分之一。笛福和班扬至少在英国作家中是第一批斯蒂尔所称“聪明圈子”，也就是那些受到庇护的贵族社会作家之外的人。“如果审视一下那些在18、19世纪早期崭露头角的自学成才者的回忆录，我们会发现，他们与文化的第一次接触几乎无一例外是通过‘《天路历程》《圣经》《失乐园》《鲁滨逊漂流记》’。”[2441]

阿诺德·豪泽尔说，它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中产阶级的品位从贵族垄断中摆脱出来。“它塑造了现代意义上文学生活的历史起点，它的典型形式是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定期出版，尤其是代表文学世界一般价值标准和公众意见的文学专家和评论家的出现。”[2442]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手中没有期刊/报纸。私人赞助制度本质上意味着作家的收入同其作品的内在价值或对公众的吸引力没有任何联系。现在发生了改变：书籍成为商业社会的一部分，成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自由市场上卖出去”。[2443]这种公共品位对历史性、传记和资料性百科全书式图书的作用尤其强烈。

期刊的出版同样成为一门日益壮大的生意。在《观察者》第10期中，约瑟夫·艾迪生写道：“我的出版商告诉我本刊日发行量3000份，如果每份有20个读者，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那么我在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就有6万忠实的读者了。”如果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大，那么我们应该记住，当时伦敦的咖啡馆是文化沟通的主要媒介，而到1715年仅伦敦就有2000家咖啡馆。任何一份报纸都很可能以这种方式在20个人手中传阅。[2444]根据某些统计，《观察者》的印刷量后来上升到2万到3万份；而据艾迪生的计算，它的流通量大约达到了50万（1700年英格兰的人口是600万多一点）。这后来反映在报纸阅读量的增长上：1753至1775年，报纸的平均日销量实际上翻了一番。[2445]一位叫詹姆斯·莱金顿的书商在回忆录中写道：“比较贫穷的农夫，甚至一般的贫困乡下人，在此之前（20年前）都会在讲述巫师、鬼怪、妖怪等的故事中度过夜晚。现在，如果走进他们的屋子，你会在他们的咸肉架上发现《汤姆·琼斯》《罗德里克·兰登》等通俗小说。”[2446]1796年，《每月评论》说当年的小说出版量是前一年的两倍。[2447]

18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是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该书认为基督教同蛮族一起导致了罗马文明的灭亡，形成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不过，吉本的理论如此重要，另有原因。它表明，或试图表明，宗教如何干涉（妨碍、延迟）进步。古代文明多半相信静止或循环的宇宙。古代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期望可以被看作是与进步相关的原始思想，但是这样的观点流传并不广泛。而在古希腊，人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乌斯在内）通常认为，文明在从某个黄金时代退步，或呈循环式：从君主制到僭主制，到贵族制，到寡头制，到民主制，到无政府，然后再回到君主制。[2448]

然而对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哲学家而言，科学的近期发现以及它们呈现的进步前景，以及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读到这些进步，这些都意味着乐观的进步观念突然之间进入了每个人的思想，这也成为宗教信仰变化的原因和表征。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和蒙田出现之前，基督徒的生活一直都类似某种思想的地狱边界：虽然人们尽力按照教会制定的戒条过有道德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接受创世时的完美无瑕以及之后的堕落和衰退。他们等待在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