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无神论恐慌”和怀疑论的到来

哥白尼死于1543年。据说，他在临死前才收到他那本关于天体的著名书籍《天体运行论》。虽然这是一个具有戏剧性的动人故事，但是我们不应过分夸大这一事件。事实上，《天体运行论》引发的“革命”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生。首先，除了博学的天文学家，其他人几乎无法阅读这本书。其次，更重要的是，关于哥白尼的研究的报道，包括他的地球绕着太阳运转而不是相反的新理论，自1515年以来就在欧洲的科学家中广为人知。在至少二十年的时间里，哥白尼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详细阐发这一新理论的著作早在同行的密切期待中。

当《天体运行论》最后问世时，大多数同行立即承认了它的重要性。[2330]事实上，许多天文学家称哥白尼为“托勒密第二”。到16世纪后半期，他的著作已经成为这一领域几乎所有专家的标准参考书。与此同时，《天体运行论》的主要观点却被忽视，这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对哥白尼的博学赞不绝口、借用他的图表或引用他关于地球到月球之间距离的测算的作者们，通常都忽略地球运转说或把它斥为荒唐。”[2331]1594年，也就是哥白尼的著作出版半个多世纪以后，一本关于天体的英语基础课本认为地球的静止不动是当然的事实。当我们回顾这一事实时，它更令人惊讶，因为若不考虑教会，哥白尼只不过是在推开一扇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敞开的大门。

到16世纪末期，欧洲有不少人认为基督教受到了严重的质疑。[2332]成千上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彼此厮杀，成百上千的殉道者因为坚信没有人能够证明或证伪的信条而被推上死亡之路，而且经常是以极其残忍的方式。正如上面提到的，倘若这么多的人相信自己受到的神启是对的，而他们又剧烈地反对彼此，那么这必然意味着神启通常是虚幻的。非常具有嘲讽意义的是，《圣经》本身在引发这类事件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此时，各国的本国语译本把《圣经》带到了大众面前。从16世纪20年代以来，《圣经》不再是学者和神职人员的专利。正如布赖恩·莫伊纳汉指出的，《圣经》中没有什么内容，同有什么内容的意义同样重要。尤其是，我们现在能够清楚看出，教会的许多活动和特权“来自习俗，而不是直接来自上帝”。[2333]门诺·西门只不过是荷兰平于姆一个心存疑虑的二十八岁年轻人，他对面包和酒是基督的肉与血持怀疑态度。他把自己的怀疑归因于魔鬼，是魔鬼试图动摇他的信仰。他说，他经常对此忏悔，最后他决定“不辞辛苦研读《新约》……不久我便发现我们都被骗了……”[2334]他说，他其实“很快放松”，因为他发现面包和酒不过是基督受难的象征而已。不管放松与否，这仍然是个巨大的冲击。

各国的本国语译本为普通民众提供了阅读《圣经》的途径，这是非常危险的，教会知道这一点。例如，这就允许世俗民众自己去发现经书中的谬误和矛盾之处，这些谬误和矛盾之前一直不为他们所知。埃塞克斯郡切姆斯福德的一位年轻英国人被禁止阅读威廉·廷代尔的《圣经》英译本（它的几百本复本被偷运进英国），他的父亲命令他只能阅读拉丁本《圣经》，而年轻人却无法阅读拉丁文。他做出了反抗，设法获得了英译本并藏在床垫下，一有机会就拿出来读。这使他很快开始嘲笑他的长辈对十字架表露的敬畏之情，他们会跪在教堂的十字架前，在宗教游行时每逢十字架经过就会举起双手。有天晚上当他的父亲睡着后，他对他的母亲说，这样的行为不过是偶像崇拜，有悖上帝的意愿，上帝曾说过“你们不应雕刻任何图像，也不能向它低头，不能崇拜它”。[2335]

为《圣经》中的章节编号的做法是由出版商罗伯特·斯特凡努斯于1551年在日内瓦开创的，它也起了某种作用。对许多人来说，能直接阅读经书只能使书中那些明显的讹误与矛盾更加突出。再洗礼派教徒指出《创世记》宣传一夫多妻制，而在《马可福音》中，耶稣说，“人要……与妻子连合”（10:7）。在《申命记》中离婚是被允许的，但在《马太福音》中是被禁止的。[2336]《列王纪》鼓励不缴税，而《马太福音》却说必须要缴税。世俗大众认定经书中规定的其他年代久远的活动和传统，其实在书中根本找不到。这些传统包括教皇的权威、教士的独身制、圣餐变体论、婴儿洗礼、圣人封圣以及非天主教徒的不可救赎等。[2337]

跨信仰暴力引发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大俗众对《圣经》中讹误与矛盾的发现，帮助产生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到16世纪末，持极端观点的教派数量之多，竟到了令人困惑的地步。现在，太多的神学选择使发现“真正的信仰”变得比以前更加困难、更加不可能。后果之一是，“无神论者”这个词比以前任何时候的使用都更广泛。[2338]

无神论是一个希腊词。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无神论者是克拉左门奈的阿那克萨哥拉（活跃于公元前480至前450年）。他肯定是第一个因“无神论”而被指控，并且因为他的自由思想受到迫害和诅咒的人。[2339]但是，苏格拉底告诉我们，阿那克萨哥拉的书在雅典广为流传，任何人都能花一个银币把它们买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被视为一个疯子。[2340]米洛斯岛的诗人迪亚哥拉斯指出世上没有神，因为这么多的不公正行为没有得到惩罚。他因此被指控为无神论者。[2341]（我们还得知迪亚哥拉斯打碎了一具赫拉克勒斯的木雕像，把它用作柴火，竟敢无礼地让这位大力神烹煮萝卜，完成他的第十三项“伟业”。）欧里庇得斯戏剧中不止一个人物谴责神灵，坚持说在“诗人的悲惨故事”中不可能有真理。[2342]在古罗马，自由思想比雅典更少。西塞罗的私人信件中没有提到过宗教，而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中的人物则以取笑那些虽然主持秘密宗教仪式却并不真正理解它们的祭司为乐。[2343]但是这也不过是怀疑主义，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无神论。

正如在本书“导论”中所说的，詹姆斯·思罗尔仔细分析了他所说的“另一个传统”，即古代世界对宗教解释的摒弃。例如，他描述了印度的顺世论传统，它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本质上是一种享乐主义世界观，所依据的经典是已经佚失的《博拉斯帕提经》。这一信仰同佛教和《奥义书》差不多同时出现（它也被称作卡瓦卡）。它的中心教义是拒绝传统和巫术，认为肉体和自我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死后没有生命：人只活在此生此世。富兰那迦叶是一位云游印度的苦行者，他也攻击过印度教中的基本思想因果报应，认为没有来世，美德是一种自然现象，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此生的幸福。在他之后是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和末迦梨拘舍罗，即生命派的鼻祖，这一教派一直延续到至少13世纪，他们对人类持一种自然主义观。[2344]解释世界变化和演化的“自然律”观念在古代和中古印度思想中并非不常见。[2345]

思罗尔还注意到，中国的道家不鼓励对世界本源和末日的思考，他们强调“道”的永恒和本有，认为在天和地被创造之前，一切都是寂静空荡的，认为世界存在一个根本的统一体，那就是一套法则，而哲学的任务就是去理解，而不是创造。在中国，荀子（前298—前238）排除超自然力量，无视祈祷和占卜的作用，建议研究自然而不是膜拜自然，而且同他后来的追随者王充（27—97）一样，认为世上发生的事情是人类“美德或恶行”的后果，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2346]朱熹（11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