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路易十四，法国的太阳王，1638年出生，1643年成为国王，1661年亲政。在其统治以前，法国法律中最后一句话通常写的是：“在高级教士和诸侯在场并且同意的情况下。”后来这句话改成“国王依据议事会的审慎决议做出决定”。[2254]这很好地说明了16、17世纪的主要政治事实，即民族国家和专制君主政体的兴起，它们脱胎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封建王朝和“城邦”。[2255]慢慢地，这些国家呈现出自罗马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形式和规模。它们的出现与新一轮的政治理论化密切相关，这一轮的政治理论化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突出，并且其结果依然在影响着我们。

当一系列灾祸和大灾难使欧洲几近支离破碎，这些国家的出现恰逢其时。1309年，教皇开始了在阿维尼翁的流亡。1339年，英格兰和法兰西之间爆发了百年战争。越来越多的饥荒和瘟疫在1348至1349年爆发的黑死病期间达到高潮。扎克雷起义（法兰西农民起义）于1358年爆发，教会大分裂从1378年持续到1417年。在1381至1382年间，英格兰和法兰西发生叛乱，哈布斯堡王朝四年后被瑞士联邦打败。1395年，土耳其人在尼科波利斯击败匈牙利军队，这成为一场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而结束的战争的开端。欧洲没有一处幸免，基督教世界自身也遭到摧毁。黑死病使整个欧洲大陆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即便这样，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这种普遍的贫困和痛苦引起了欧洲从未有过的最剧烈的社会动荡。[2256]与此同时，关于宇宙（因此关于上帝）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化，因此世界上的法律和秩序正在瓦解。

托马斯·阿奎那等人告诉人类，上帝规定了人类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任何变化都是不可想象的。在阿奎那的体系里，允许有世俗权威，但它仍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然而，虽然人们或许仍然非常虔诚，虽然无（宗教）信仰对他们而言或许仍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人们不是傻瓜。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接受，混乱和瓦解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

第一个试图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人是尼科洛·马基雅维里（1469—1527）。他很幸运（如果这是最恰当的词），能够居住在佛罗伦萨，经历三个不同的政体：1494年之前是美第奇家族统治；接着是萨伏那洛拉的统治；他1498年下台后，便是共和国的统治。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在新共和国担任职务，任第二国务秘书，负责国内事宜、战事和一些外交事宜。[2257]这一职位没有赋予他很多权力，但让他了解了政治内幕。在与意大利其他城邦打交道的过程中，除了自己城邦的民主政体外，他还接触到威尼斯的寡头政体和那不勒斯的君主政体。二十多岁的时候，在罗马游历时，他遇到了臭名昭著的切萨雷·博吉亚。马基雅维里使切萨雷·博吉亚成为其作品《君主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通常被视为关于现代政治理论，或我们所说的现实政治的第一部作品，但实际上的写作原因仅仅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于1512年被推翻，美第奇家族恢复了统治地位。马基雅维里失宠，从官职上下来，被拷打（所有这些接连而至），流亡出城。在这无奈的闲暇里，在圣卡西亚诺的庄园，他飞快地撰写《君主论》，1513年完成作品，并将其题献给洛伦佐·美第奇（光辉的洛伦佐的孙子）。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再度得宠。事实上，洛伦佐甚至都没读过这本书，在马基雅维里有生之年，它都没有出版。[2258]

马基雅维里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因而《君主论》也有人文主义色彩。例如，他对政治采取严格的世俗态度。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他是一位科学家，按一些人的说法，是第一位社会科学家；并且循着这条路发展时，他注意到自己实际上开辟了一条“新道路”。他的意思是，他试图客观、公正地看待政治，以便能够归纳其规律。他想描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是“应该”的状态。《君主论》是同过去的彻底决裂，因为马基雅维里没有告诉人们良好或高贵的行为方式是什么，而是描述他所看到的人们的实际行为，“如果君主希望获胜，他必须如何行事”。[2259]在政治方面，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经验主义者。

在某些程度上，马基雅维里预示了一个世纪以后的伽利略。伽利略的一个思想是，物质到处都是一样的，天空中和地球上的物质都一样。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性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一样的。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强调虽然人性有好有坏，为了政治目的我们必须假定人性本恶。“人类是邪恶的，”他写道，“不会对你信守诺言……除非人类被迫成为好人，否则他们不可避免地变坏。”也许是因为自己的政治经历让他不再抱有幻想，或因为他依据当时强调邪恶的宗教倾向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马基雅维里走上了他的“新道路”。但是与此同时，马基雅维里将政治从宗教中解放了出来。在发现人类总是遵从自己的自私、短期利益行动时，他将政治变成了一个世俗思想的竞技场。[2260]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个伟大创新是对国家的论述。在人类自私、邪恶和不断向邪恶倾向屈服的情况下，唯一的防御手段便是国家。“是马基雅维里首先将这个术语用于描述政治权力组织，并且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这个词仅存在于意大利语中。”[2261]哈根·舒尔茨告诉我们，在那之前，人们曾经谈到“统治”“政府”“王国”或“国土”，“但是马基雅维里以及同时代的意大利人，从维拉尼到奎恰迪尼，在谈到‘国家’时，他们脑海中是一种以前从未想过的政府形式：大致说来是指，在整个领土内统一行使公共政治权威的一种集中形式，无论行使者是谁或以谁的名义行使；它是一个自我证明合法的体系，没有超验的因素或参考”。[2262]对马基雅维里而言，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国家的保护不需要生存以外的任何理由，因为没有国家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君王只需要胜利，维持他的统治，无论他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手段，都将被视为是值得称颂的、令每个人高兴的。”[2263]这实际上标志着神学和政治学的分离。事实上，马基雅维里曾一度敦促读者去更关心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灵魂（尽管他认为教会应该支持国家，没有这种支持，国家很难取得成功）。他同时代的人弗朗切斯科·奎恰迪尼（1483—1540）提出了更极端的观点，认为使政治从属于神学这一中世纪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没有人能够真正地按照上帝的意愿生活，除非他与这个世界完全脱离；另一方面，人们很难与这个世界和平共处而不冒犯上帝”。[2264]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称其著作为《君主论》，并用切萨雷·博吉亚作为一个我们今天所说的反英雄时，马基雅维里不是在写一本拥护暴君的手册。这只是马基雅维里的一个手段，目的是使其作品易读、可理解。对他而言，君主是国家的化身。君主代表社会行事，因此必须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良心沉眠”。[2265]当马基雅维里论述国家的兴衰时，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说国家的兴衰取决于与宗教法律和个人道德不同的法律。“国家有自己的法规、自己的行为准则，以及必须管理政治家行动的国家理由，如果它们希望成功的话。”[2266]“国家理由”也是一个新短语，但它牢牢地进入到语言中，从未被淘汰。本质上，它的意思是统治者有权食言，如果公众利益要求他这么做。同样地，君主也可向人民撒谎，比如宣传，如果他认为这对国家有用。“人通常通过眼睛来判断……普通民众总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