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无神论恐慌”和怀疑论的到来

00）的自然主义理论在第14章已经作了阐述。

思罗尔的观点是，如果把这些印度和中国思想同希腊和罗马思想（伊奥尼亚的科学、诡辩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罗马人的军权观和把富有成就的皇帝变成神灵的实用主义）并置，那么，这种略去超自然因素的自然世界观就构成了另一个思想链，历史学家对它还未给予充分的关注。

J.M.罗伯逊在他关于西方思想自由史的著述中写道，在1376年的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中呈现出“令人震惊”的思想自由。在他们撰写的219篇论文中，他们否认三位一体，否认耶稣的神性、复活和灵魂的不朽。他们坚持认为祷告没有用，《福音书》就像其他书一样，充满了“无稽之谈和不实的故事”。虽然他们受到大主教的严厉“斥责”，但是似乎并未引起什么严重的后果。[2347]

历史学家让·塞内克记录了异教的神灵在文艺复兴艺术作品中的呈现，从波提切利到曼提尼亚，从科雷焦到丁托列托。他表明了古代异教思想从未在中世纪真正消失，至少异教神灵没有。勃艮第的公爵们就以自己是一位半神的后裔而骄傲，因此特洛伊人的形象在他们的宫廷备受荣宠。[2348]朱庇特和赫拉克勒斯出现在博韦大教堂的挂毯上，[2349]锡耶纳市政厅的15世纪小礼拜堂描绘了四位神话人物，其中包括太阳神阿波罗、战神玛尔斯和朱庇特。[2350]在佛罗伦萨的钟楼，朱庇特的打扮像个僧侣！[2351]塞内克的观点是（就它与此处的叙述相关而言），异教神灵和基督教的上帝一直到文艺复兴时都并列存在，因为中世纪的人不愿意完全放弃古典神灵。[2352]

当哥白尼（逐渐）在欧洲得到认可时，米歇尔·埃伊奎姆，他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蒙田（1533—1592），正运用他的古典教育和他的混合背景（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是转皈新教的犹太人）发展出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式，它拒绝正统的基督教立场，为后来者准备了将要向他们袭来的摧枯拉朽的变化。

蒙田的背景使得他不可能接受一种信仰能够在神启上占据一统，而且他的这种思想不止针对信仰，也针对德行。在来自新大陆的众多发现的时期长大也对他产生了应有的影响，在他身上激发了对大西洋另一面发现的习俗和信仰多样性的兴趣，那里的人都是“非基督徒”，这个标签也可以用来指早期怀疑主义者。[2353]这使蒙田对他人、对不同的思想模式具有伟大的宽容，它们共同为蒙田彻底否定基督教的一个中心要义奠定了基础。对蒙田生活的世界的基督徒来说，一个人的智力生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来世获得救赎（他尤其批评路德）。[2354]哲学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主要功能就像神学的女仆，是“为人类准备好一个安全的死亡”。[2355]蒙田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推翻了这一观点，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教导人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得更充分、更有成就、更快乐。这样的修正对智力生活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对蒙田来说，作为“科学女王”的神学以及哲学的重要性现在大大减弱：心理学、民族学和美学取代了神学和哲学，成为人们兴趣的主要对象。这实际上就是人文科学的诞生。

蒙田这么做无疑为世俗世界注入了有力的思想强心剂，其目标和价值就是多样性。在反对基督教对“另一世界”的迷恋时，他也对灵魂的不朽产生怀疑。[2356]“如果哲学是为了教导我们如何生活，而不是如何死亡，那么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收集关于人类各种生活方式的信息，然后平静、理智地分析它们。”[2357]当他放眼四周，看见那些刚从新大陆和其他地方获得的材料时，男人和女人发展出适应各自环境的许多不同方式这一事实对他而言立刻变得明显起来。因此，上帝喜欢多样性而不是统一性，这是不言而喻的。[2358]同样，蒙田对现世而不是来世的关注还削弱了基督教中另一个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即灵魂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认为任何与灵魂有关的事情都是有益的，任何与肉体相关的事情都是低级有害的倾向。从这产生了两个后果：第一，它冲击了作为灵魂命运代祷人的教士阶层；第二，它使人们从认定性本身是堕落的这一中世纪信仰中解放出来。相反，蒙田认为性应该是体面的，不应对生活中的性感到愧疚。

蒙田的观念革新意味着对传统犹太/基督教中一个妒忌、独断而且有时还是残忍的上帝的观念的破除。相反，正如不止一位历史学家所评述的，蒙田同英国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分享发现“上帝是位绅士”的荣誉。虽然蒙田从未真正怀疑过上帝的存在，但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对于上帝是什么样的观念。

蒙田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在他有生之年这么做几乎是不可能的。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贺在他的经典名著《16世纪的不信教问题》中指出：“这一时期彻底否定上帝存在，在观念上的困难如此巨大，以致无法逾越。”“日常活动时不时被召唤虔信者去祷告的教堂钟声打断，生活完全被宗教信仰和组织占据：它们主导着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就连行会和大学也是宗教组织。”人们吃的东西都被宗教仪式和禁令所限制。[2359]在蒙彼利埃，大斋节开始，用来烧肉的旧锅被砸碎，重新支起新锅来烧鱼。星期五要是烹煮公鸡的话要受到鞭打或在弥撒上被当众羞辱。如果虫子或老鼠在乡村为患，要首先叫教士来消灭它们。[2360]“人们还没有获得一种怀疑上帝存在的必需的客观性，它也不可能产生，除非建立了一组内在统一的理由，其中每一个都建立在无人能否认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2361]

因此，当人们互相指控对方为“无神论者”时，他们所指的内涵同我们今天的理解不一样。当时，许多人把无神论等同于自由思想。[2362]法国人马兰·梅森（1588—1648）既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修士，他宣称仅巴黎就有“大约五万名无神论者”，但是他列举的那些人都信仰上帝。事实是，梅森把那些上帝观不同于自己的人称为无神论者，这种现象具有代表性。当时，“无神论者”这个词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被使用，而是作为一种侮辱。16世纪的人从来不曾想过把自己称为无神论者。[2363]

然而，观念和想法确实开始发生变化。蒙田引领了这一变化，但是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当人们逐渐把握而且开始理解哥白尼学说的全部意义时，他的观点才被完全接受。托马斯·库恩对这些事件做了精心的记录。

前面提到，库恩证明，专业天文学家几十年来能够使用哥白尼提供的多数知识，却没有注意到他的中心观点，即地球围绕太阳旋转。革命发生得很慢，而且当它的确发生时，那是因为这些观点已经超出了天文学家的范围。一开始，人们嘲笑哥白尼及其同道的观点之荒谬。[2364]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1529—1596）对此尤其不屑一顾。“任何一个能正常思考或拥有最基本的物理知识的人，”他写道，“都不会认为因自身重量和质量而笨重的地球能绕着自己的中心轴摇晃，还能绕着太阳旋转：因为地球稍微一动，我们就会看到城市、堡垒、城镇和山脉统统倒塌。”[2365]

然而，最强烈的反对声音来自那些发现哥白尼的理论与《圣经》相抵触的人。即使在哥白尼出版他的书之前而他的学说正在流传之际，马丁·路德在1539年举行的一次“席间漫谈”中被人引证说：“人们听信一个自命不凡的占星家［原文如此］，他努力想要表明地球不是在天上或天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