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霍布斯担任过波义耳的助理、弗朗西斯·培根的抄写员，会见过伽利略和笛卡尔。他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因果关系学说，即世界是“一条无穷无尽的因果链”的思想。[2285]

尽管霍布斯比博丹更深入，他还是同博丹持有一些相同的观点，并且原因也几乎相同。正如博丹是在法国胡格诺战争的背景下写成《国家六书》一样，霍布斯是在英国内战后不久写出自己的作品。和博丹一样，他认为宗教暴行是建立在由狂热主义产生的幻想和幻觉基础上。因此，他所寻求的，首先是人民和财产的安全：秩序。和马基雅维里一样，他认为人是理性的，然而也具有掠夺性；和博丹一样，他捍卫了君主专制的观点。不过，霍布斯认为主权者可以是一位君主，也可以是一个议会（尽管他更喜欢前者），并将教会权力牢牢地置于世俗权力之下。《利维坦》（利维坦是《圣经》里的怪物，“只有它才能遏制人类原始状态下狼一样的本性”）是关于政治理论的一部伟大作品，它对霍布斯的观点进行了最全面的描述，尽管他还写了其他几部作品，尤其是《论公民》《三论》和《哲学基本原理》。[2286]在这些作品中，他表明自己为了秩序愿意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

《利维坦》出版于1651年，“是我对当前混乱造成的公民和宗教政体的论述”。[2287]这本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论人类”研究了人类知识和心理的状态。有几章论述了“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的起源。第二部“论国家”包含了本书的主旨。在第三部中，霍布斯表达了自己的宗教观点。在最后一部分“论黑暗的王国”中，他以对罗马教会的攻击结束。[2288]

霍布斯是教条的、说教的、顽固的人。他为“符合科学”所做的努力处处可见。归根结底，他认为社会学真理在政治和在物理学、生物学或天文学中一样都是可以发现的。“创造并维持国家的艺术在于一定的规则，就像算术和几何那样；不仅仅在于实践（如打网球）……”[2289]霍布斯公开提出，国家只不过是人为的发明而已，目的是促进组成它的个体的利益。他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社会动物的观点，认为在“服从契约”之前不存在社会。[2290]他提出了战争是人类的自然状态这一格言。这是马基雅维里式的观点，只是程度更深，霍布斯的悲观观点对整部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第一部关于人类的知识和心理的内容里，他对当时已知事物的探究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时相当有争议）：自然使人类“在身心两个方面的能力十分平等”，因此“综合考虑的话，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不会大到足以阻止他们之间的竞争……因此，在人的本质中，我们发现发生争执的三个主要原因。第一，竞争；第二，胆怯［霍布斯用该词表示害怕］；第三，荣耀”。这个争执的结果并不好。他有这样一句名言：生活是“孤独、贫困、污秽、残忍和短暂的”。[2291]

事物的这种状态没有例外，他说，就连国王和王后也不断地以“角斗士的状态和姿态”彼此嫉妒。因此，霍布斯认为，要避免永久战争这一原始状态，人类必须服从于一个共同权威。既然自我保存是重要的自然法，因此人类有责任“将他们所有的权力和力量都赋予一个能将所有意愿转化成……一个意愿……的人或议会”。这就是“利维坦”的意思，利维坦是一个凡间的上帝（正如他所说），只有他拥有实施契约和义务的力量。霍布斯认为这一契约是至高无上的。他不允许求助于上帝或个人良心，“因为那会给狡猾之人欺压同伴制造可乘之机，这不比回到战争状态强多少”。无论君主做什么，无论他征收什么税或审查什么书，都是公正的，因为他有权威依据。霍布斯不是没有察觉到他的制度的极权主义性质（我们的说法），他承认在这样的制度下生活可能不会愉快。他只不过强调这比其他制度要可取得多。[2292]在三种政体中（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霍布斯坚定地宣布支持第一种，而且理由非常明确。君主的个人利益常常与公众利益相一致，并且他毕竟总能向任何人咨询，因此“不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对于君主总是有宠臣的批评，他承认“宠臣是个麻烦”，但补充说他们常常很少，而“一个议会的宠臣却很多”。[2293]

霍布斯知道自己的作品不会受欢迎，果不其然。实际上，他感到自己受到清教徒的很大威胁，于是逃到法国。因为他的“奴役专制主义”理论，他与议会党的清教徒疏远了；他又与保王派疏远了，因为虽然他赞成专制君主政体，但是他的观点没有立足于君权神授。[2294]议会任命一个委员会来审查《利维坦》，只是由于查理二世的干预才使霍布斯免受迫害。[2295]这部作品不受欢迎也与他思想的新颖有关，部分原因是他摒弃了高尚的时尚，将其体系基于纯粹的有用性，而不是神启的道德。此外，他还摒弃了人们熟知并且感到欣慰的任何关于“自然法”或“上帝之城”的概念。对霍布斯而言，利维坦的正当性不是出于人们一致赞成的任何高尚理由，而仅仅是因为它有益于其组成部分，仅此而已。

今天，我们不像他的同时代人那样认为他会引起异议，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实际上在按照他构想的很多准则生活。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的确受到恐惧或骄傲的驱使，而且我们承认两者是同样危险的。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通常是无名的国家会防止赤裸裸的自私人性。[2296]从霍布斯的悲观主义来推断，马基雅维里的悲观主义延续得太久、太好，以至于不可能完全不合时宜。

17世纪，英格兰和荷兰的日益繁荣是两个因素长期发展的结果：第一，波罗的海的盐度变化把鲱鱼赶到了北海，增加了那儿的捕鱼量，并且提高了那片水域周边国家的渔业。第二，更重要的是，随着美洲大发现以及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发展贸易之后，大西洋通航了，它突出了地中海国家的逐渐衰败。因此，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也发生了变化，贸易竞争开始变得比宗教或王朝争斗更重要。普遍增加的繁荣以及商业对政府影响的增大，引起了对财产的更加重视和对个体商业活动应有自由的更多关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约翰·洛克的哲学。

“约翰·洛克（1632—1704）是英格兰商业联合体、法治和宽容的创始人。正是从洛克的政治思考以及宽容和有限君主制原理在英格兰的实现中，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思想家才获得了灵感。他们继而重新解读并总结了英格兰思想中比较自由主义的那些方面，使英格兰思想从一种地方性影响扩大为一种世界影响。”[2297]洛克的确代表了一代人的常识，这代人厌烦了宗教战争和内战，并且随时准备从殖民主义以及随后出现的商业阶级中受益。和霍布斯一样，洛克不仅以政治哲学还以人性为题材写作，作品有《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这是他的作品为什么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一个原因：两部作品旨在将政治组织置于一个更广泛的理解体系中，并且都尽力采取科学的做法。洛克学过医，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他的赞助人是英国大法官沙夫茨伯里勋爵。他帮助起草了卡罗来纳宪法。[2298]洛克是一个非常实际、谨慎的人，不喜欢抽象，认为真理是可能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使他成为当时英格兰执政者的典型。在他的世界体系中，政治权力应尽可能远离“君权神授”。他认为上帝将权力传给亚当然后通过其后裔传给今天的王室代表这一观点是愚蠢的。他辛辣地说，要知道，照那样说，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并且现在不可能知道谁是谁。他从根本上不同意霍布斯的观点，因为他认为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