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自由、财产和社会：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起源

外观和结果印象深刻。”这显然不是一种基督教的态度，但流行起来了，或许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当他说到政治中人性中恶多于善时，马基雅维里是完全正确的。

导致国家出现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新教徒的反抗，它打破了基督教世界的统一。[2267]与此同时，它改变了教皇的地位。至少对天主教徒而言，教皇现在是欧洲国家社会团体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中曾经的，或试图成为的至高无上的教皇。路德和加尔文的重要性在于，权威和政治主权从机构转移到人民手中。[2268]

著名的新教神学家于贝尔·郎盖（1518—1581）在其作品《为反对暴君的自由而辩护》中援引了“一个契约理论，其中上帝为一方，君主及其子民为另一方”。国王和人民应确保各自遵循正确的敬拜形式。国王应组织其王国内的教会，如果他未履行其职责，人民有责任胁迫他；如果他们放弃信仰，没有反对“犯错的”君主，他们在上帝眼中才是有罪的。“普通民众陷于两难之间，但他们的确要扮演一定的角色。”[2269]从政治上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点。

甚至连天主教徒、耶稣会信徒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耶稣会信徒中两位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是胡安·马里亚纳和弗朗西斯科·苏亚利兹。他们都是西班牙人，不可能对别处正在发生的事置若罔闻。马里亚纳认为社会秩序来源于自然，政府的发展是为了适应文明生活的需求和保护财产。据此，他说整个社会的利益居于首位，不应该从属于专制统治者。对他而言，国家的目的是敬拜上帝和确立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当然永远与教会的教义一致。因此，世俗政体不可能拥有精神的忠诚，除非得到教会的批准。但是，此处人民也扮演一定的角色，虽然有限。苏亚利兹在其作品《论神的立法者的法律》（1619）中说：“所有权力都来自社会；人生而自由，社会注定是要确保秩序。”因此，他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个体的组合体，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威，以人民一致同意为基础。由此可见，只有社会才能批准权威。这一论述比马里亚纳要有力得多。[2270]最后，定义教皇的地位时，耶稣会理论家放弃了在过去造成很多麻烦的教皇主权高于所有君主的传统主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定义教会的领导地位。就这样，教皇与其他君主享有同等的主权地位，为天主教徒的利益与他们平等地谈判。[2271]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这些事件和理论的结合中产生了四种思想：政治的世俗一面得到了强调，人民在其中具有了定义清晰的角色；个人的自由思想以及反抗的权利越过了一个心理分水岭（这是卡尔·曼海姆的观点）；引入并阐明了国家的概念；最后，宗教冲突那纯粹、无止境的苦难在“疲惫的宽容”中（约翰·博尔的恰当说法）结束。[2272]从政治上来说，这就是中世纪秩序的终结、现代世界的诞生。[2273]

以官僚体制为中心，因防御/侵略而组织起来的现代国家，首先出现在法国。路易十四实际上从未说过“朕即国家（état）”，但人们肯定明白为什么这句话被认为出自他之口。[2274]那时，在法国使用état这个词的单数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复数的états指“等级”，指组成法国社会的不同“自然”团体：贵族、教士、平民。他们与君主共同统治，君主自己也是一个等级。（在法国和荷兰，议会过去叫“三级会议”，如今在荷兰依然是这样。）君主应是国家唯一的政权这一新奇的革命性思想，是16世纪使法国分裂的残酷内战的结果。面对这样普遍的道德败坏、所有文明标准的瓦解以及到处可见的宗教狂热，各处的人文主义者都认为任何政体，只要能结束内战，都比持续不断的战争更可取。就这样，在法国和英格兰都出现了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让·博丹和托马斯·霍布斯。

让·博丹（1529—1596）是一位律师和哲学家。身处法国胡格诺战争杀戮中的他认识到，拯救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因此他提出了主权理论。在《国家六书》中，他试图建立强大的政府权力，使它总是能高于地方自治和宗教教派的特殊利益。像耶稣会信徒一样，他认为财产的保护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关于国家的思想是，国家首先要维持秩序[2275]，它应该在宗教上中立，并且在君主一个人身上体现。[2276]这并不意味着君主可以随心所欲。君主必须遵循自然法、公正和上帝的律法。“［国家的］这一主权是不容置疑的。‘除了不朽的上帝外，君主不承认什么比自己更伟大……除了不朽的上帝外，任何人不得要求拥有主权的君主或人民来解释他们的行为。’”这听起来很狂热，博丹的观点无疑产生于法国宗教战争所表现出的残酷的狂热主义。[2277]但在他的体系下，宗教问题被刻意排除，不允许它们主宰国家的政策。它们属于教会事宜，并且明确禁止用武力来解决它们。[2278]因此，现代主权国家的理论诞生了。“关于世界秩序的古典罗马概念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与但丁提出的基督教社会的理想被遗弃了。”[2279]

正如很多人评论的，这一变化的最终结果在20世纪将是灾难性的。但是，在当时，在残酷的宗教不宽容，以及贵族和普通民众的命运发生变化之后，人们认为，为了秩序，发展中央集权是建立高效政府的唯一希望。

在17世纪的法国，它似乎发挥了作用。当时，法国崛起成为欧洲政治上、文化上无可匹敌的霸权。法国人口有2000万，是神圣罗马帝国人口的2倍，英格兰和苏格兰人口总和的3倍，西班牙人口的4倍。众多的封建贵族通过宫廷而得到驯服和教化：这为“敬拜统治者的神殿”创造了条件。[2280]不少于1万人参加复杂的宫廷仪式，再也想不出比成为它的一部分更伟大的荣誉了。国家的力量和团结由一支常备军维持，其人数是宫廷的10倍：10万人。这支常备军是“实现王室权威的终极工具”（这些拉丁词语实际上镌刻在普鲁士军队的大炮上）。这种常备军花费很高，不过国家参与贸易所得可以支付部分费用。[2281]此处的理论是，君主的地位和声望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繁荣，它赋予国家干涉商业的权利。这意味着税收的引入（和包税制，以保证国家的收入）和奢侈品的发展。后者依据的经济理论是，在欧洲流通的货币量大致是不变的，因此一个国家只能从其他地方吸引货币才能变得更富有。因此，贸易的理想形式是进口相对便宜的原材料，将它们加工为成品，再以更高的价格卖到国外。就法国而言，这一理论发挥了惊人的作用：法国在艺术和手艺方面的技能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法国的纺织品、瓷器、家具和香水为它带来了巨额收入，其中很多收入被国家抽取。欧洲很多其他国家效仿太阳王。[2282]专制主义产生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新战术。因为欧洲的庞大常备军，新战术第一次要求以极大的精确度来调动大量士兵，并且意味着现在需要更加严格的纪律。这导致权力在国内更加集中，实际上国家的思想现在完全占据了人们的头脑。[2283]这也与17到19世纪欧洲经常爆发的战争有关。

第一个在政治上充分利用科学革命的人是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他的父亲是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的一位牧师。[2284]与约翰·洛克不同（见下文），霍布斯从来没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但他的确向该学会寄过科学论文，并且自己进行生理学和数学实验。（他的朋友约翰·奥布里在其名著《名士小传》中，称霍布斯“与几何学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