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实验天才

认为引力延伸到整个太阳系并将其凝聚在一起。正如我们所见，是胡克、雷恩和哈雷之间的讨论促使后者去找牛顿，并产生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胡克相对来说被人们遗忘了，因为他对牛顿光学实验结果的解释与牛顿产生了分歧。但是最近，胡克的地位被重新确定。[2243]

正是皇家学会会员们发展了我们熟悉的科学出版的形式。胡克作为皇家学会雇员的职责之一就是出版和出售《哲学学报》来维持其存在。会员们和其他科学家开始将他们的发现写出来向学会投稿，这样学会就成为一个交换所和《哲学学报》的出版者，这就是后来科学交流的模式。头脑冷静而务实的会员们要求论文使用规范英语，他们甚至让诗人约翰·德莱顿监督科学家的写作风格。

通常观念认为早期大学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作用甚微，大多数科学学院和学会都是私人或“王家”事务。莫迪凯·法因戈尔德最近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表明在1550至1650年间，大学人口有很大的增长（至少在英格兰），卢卡斯数学教授席位是1663年在剑桥大学创立的，萨维尔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席位几乎同时在牛津大学创立。[2244]早期的一位萨维尔天文学教授约翰·班布里奇组织探险去观察日食、月食和其他现象。当对数专家亨利·布里格斯于1630年去世的时候，所有牛津大学学院的领导都参加了他的葬礼。法因戈尔德找出了许多人的通信（亨利·萨维尔自己、威廉·康登、帕特里克·杨、托马斯·克雷恩、理查德·马多克斯），他们每个人都是全欧洲范围内科学家网络的一部分，与布拉赫、开普勒、斯卡利杰和伽桑狄这些人有联系。他表明，学生们接触到了这些科学发现，课本也根据这些发现做了调整。[2245]总之，在他描绘的图景中，大学是科学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并没有产生自己的伟大人物或主要创新。这可能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贡献，但是法因戈尔德坚称大学也不是可以忽略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牛顿来自剑桥大学，伽利略是比萨大学的教授，哈维和维萨里都在大学发展了他们的思想。

早期皇家学会和大学的这些细节将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以及我们能不能说有一场科学革命的问题。很肯定的是，在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出版和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之间相隔144年，而且牛顿这样的人对炼金术和命理学这样逐渐式微的学科或实践感兴趣。但是正如托马斯·斯普拉特的书表明的，当时的人们确实感觉到他们正在参与新的事情，一项需要保护使之不受批判的事业，他们将弗朗西斯·培根而不是古代的某个人物视为他们的精神导师。他说，实验正在激增。

同样几乎没有疑问的是，知识正以新的更现代的方式重组。例如，彼得·伯克就描述了16、17世纪的这种重组。“研究”一词首次使用是在艾蒂安·帕斯奎1560年的《法国研究》一书中。[2246]图书馆在17世纪进行了整修，布局更加世俗化。数学、地理学和字典这些科目更加重要，而神学地位下降。[2247]禁书目录按照字母顺序排列，这本质上是一种人为的、非神学的安排。格朗特和配第因为1575年和1630年的瘟疫而加强了关于早期统计学的研究，而这又促进了对人口的统计。法国王室对树木的一次普查也是一个原因。[2248]

理查德·韦斯特福尔勾勒出思想在科学革命期间也许是最重要的变化方式。他说，以前神学是所有学科之王，现在，它“再也不被允许进门”。[2249]“曾经的基督教文化变成了科学文化……今天的科学家可以阅读和理解1687年之后的著作，却只有历史学家才能理解1543年以前的。”[2250]“……最概括地说，科学革命替代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除了它的早期阶段，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在前面的四个世纪完全统治了西欧对自然的思考。”[2251]“要发现17世纪之前的实验，我们必须仔细留意才行。那时实验还未被认为是自然哲学的独特过程；到17世纪末，实验就被这样认可了……可用仪器的精细化和普及与实验密不可分。我一直在收集出现在《科学传记词典》里的这一时期的科学家的信息，总共有631人。他们中的156位，只略少于四分之一，要么制作了仪器，要么发明了新的仪器。它们传播到每一个研究领域。”[2252]

最后，韦斯特福尔认为所有一切都归结到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他引证了17世纪早期的一个事件，当时天主教会，尤其是枢机主教贝拉明诅咒哥白尼的天文学，因为它与《圣经》中的某些篇章有明显冲突。65年后，牛顿与一个叫托马斯·伯内特的人通信，这个人称《圣经》中关于创世的叙述是虚构的，是摩西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牛顿为《创世记》辩护，称它表明了科学（化学）引导我们期待的认识。“贝拉明利用《圣经》来评价一种科学观点，而伯内特和牛顿用科学来判断《圣经》的可靠性。”这是个巨大的变化。正如韦斯特福尔总结的，神学成为科学的附庸，与之前的地位恰恰相反，而这种等级关系至今没有改变。[2253]

就历史而言，65年非常短暂。毫无疑问，17世纪科学带来的变化是“突然的、极端的、彻底的”。简而言之，这就是一场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