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实验天才

自然问题不同，它们有自身的规则。因此，哲学必须摒弃神学，回归基础，仔细审视科学上的具体发现，以此作为进一步推理的基础。人类思想和自然的这次“联姻”成为现代哲学方法的基础。培根的观点对刚起步的皇家学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据估计，皇家学会前三十年处理的问题中有60%是从公共事业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仅40%是纯科学问题。”[2232]

同培根一样，笛卡尔也是他所在时代的产物，但他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培根。他是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他全面接受了耶稣会教育，在军队服过兵役，写作了《几何学》，将解析几何介绍给当时的人。[2233]然而这本书没有单独出版，而是作为解释笛卡尔一般哲学方法的《方法论》的三个附录之一。另外两个附录是《折光》和《气象》，前者包括对折射规律的首次公布（实际发现者为威里布里德·斯涅耳），后者包括对彩虹做出的首次总体令人满意的定量解释。[2234]我们不清楚笛卡尔的书为何要包括这些附录，但我们知道，它们表明笛卡尔在哲学中赋予科学至高的地位。[2235]

笛卡尔哲学事实上受到当时怀疑主义风潮的很大影响。对塞克斯图斯·恩丕里柯经典著作的重新发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风潮，蒙田利用它提出，所有的教条都是“人类发明”的，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因为信仰由传统或习惯决定，因为感觉具有欺骗性，因为我们无从知道自然是否与人类的思考过程相符，就无从找到认识的方法。笛卡尔用自己的怀疑主义对它施加影响。他认为，几何和算术具有确定性，对自然的观察没有矛盾，实际上，生活在至少某些事情可以预测的情况下继续。这是常识。当他仔细思考自身时，意识到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这件事毫无疑问（因为他对此十分确定），这就是他自己的怀疑。（丹尼尔·布尔斯廷说，这个“五旬节的理性”发生在1619年11月10日的夜晚。[2236]）正是怀疑启迪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但笛卡尔也相信，由于上帝是完美的，不会欺骗人类，因此通过理性能够解决的事情“实际上也本该如此”。这使笛卡尔做出了对思想物（主观经验、意识、内心生活，这些都是确定的）和广延物（物质、身体、外部客观世界，“外面的”宇宙）的著名区分。因此笛卡尔构思了著名的二元论。在二元论中，灵魂被理解为思想。这是一个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巨大改变，因为，笛卡尔一举否认世界上的物体（曾经被崇拜的石头和溪流、机器和山峰、一切物质的东西）具有任何人类的特质或任何形式的意识。他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但从那以后，宇宙自行运转，由无生命的原子物质构成。他说：“力学的规律与自然规律是相同的。”所以对宇宙的基本认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范围之内的数学来获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因为在它之下（但没有被掩盖掉），笛卡尔在说，上帝是由人类理性创造的，而不是与此相反。天启曾经是知识的一种形式，与科学享有同等的权威，但现在开始衰落。从此，天启的真相需要用理性来证实。

因此，最后，在两千年的漫漫长夜过后，在古典希腊之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双生力量重返人类活动的中心位置。“牛顿之后，科学统治宇宙，成为权威的定义者。哲学将自身定位为与科学相联系。”“外面的”宇宙不再具备人性或精神的性质，更不具有基督教性质。[2237]培根和笛卡尔之后（他们站在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肩膀上），世界确立了新的人类观：人类的成就不是来自宗教性质的启示，而是来自与自然世界不断的富有成效的接触。

所有这些发生时，英格兰正在经历一场内战，并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在处决国王之前，战争产生了一些不寻常的作用。例如，英王查理一世曾被迫将大本营设在牛津。牛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对国王陛下十分忠诚，但事与愿违的是，国王被赶走，他们被反叛者定为“危险人物”。他们被取消职位后，被一些来自剑桥和伦敦的更具共和头脑的人取代。其中几个是科学家，因此，科学在牛津繁盛一时。作为其中的一种表现，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开始在彼此的房间里聚会探讨问题。这成为发生在全欧洲的新实践。例如，在意大利，17世纪早期产生了猞猁之眼科学院，伽利略成为第六位成员。佛罗伦萨也有类似的群体，巴黎1666年正式成立了王家科学院，但笛卡尔、帕斯卡和皮埃尔·德·费马等人约从1630年就开始了非正式的聚会。[2238]

在英国有两个群体。一个以数学家约翰·沃利斯为中心，约从1645年开始每周在伦敦的格雷沙姆学院会面。（沃利斯深得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喜爱，因为他曾利用数学破解了敌人的密码。）另一个群体包括共和思想者，以剑桥的罗伯特·波义耳为中心，他是科克伯爵的儿子，曾在清教的日内瓦待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对真空和气体感兴趣的物理学家。罗伯特·胡克是身为富有贵族的波义耳的助手，制作仪器，事实上也做实验。（波义耳将他的群体称为“无形学院”。）胡克很可能是第一个产生平方反比定律和重力观点的人。[2239]沃利斯和他的群体是克伦威尔安排在牛津的人，在那里他们结识了波义耳和他的无形学院。这个扩充后的群体成为皇家学会，于1662年正式成立，但在一段时期内，它的会员仍以格雷沙姆哲学家闻名。在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劝说下创立学会的查理二世一定会认为整个过程有些奇怪，因为最新的学术成果显示，在六十八位早期会员之中，清教徒多达四十二位。[2240]但是，这种结构形成了学会的特点：这些人对过去的权威毫无兴趣。

克里斯托弗·雷恩是皇家学会的早期会员之一，他作为圣保罗大教堂及许多伦敦教堂的建造者而为人所知。后来成为罗切斯特主教的托马斯·斯普拉特也是会员，1667年，他在皇家学会成立仅七年之后，就写了他所称的皇家学会“历史”，但这更多是对“新实验哲学”的辩护，并略去了一些会员尴尬的政治色彩。（该书的扉画上除了王室赞助者之外还有弗朗西斯·培根。）在谴责了一批教条的（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后，斯普拉特继续写道：“第三种新哲学家不仅不遵从古人，而且自己提出了正确的方法，即缓慢、可靠的实验……现在实验精神广泛传播……所有地方和角落都忙于实验……”他对一些会员做了描述：“其中重要的和最坚定的有现任埃克塞特主教塞思·沃德大人、波义耳先生、威尔金斯博士、威廉·配第爵士、马修·雷恩先生、沃利斯博士（数学家）、戈达德博士、威利斯博士（另一位数学家）、西奥多·哈克博士、克里斯托弗·雷恩博士和胡克先生。”[2241]

威廉·配第爵士是统计方法的先行者（尽管他也是牛津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进行过许多解剖，抽水马桶的发明曾一度归功于他，现在认为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发明的）。据说他曾经“对其所知道的四分之三的事情感到厌倦”。1662年，配第出版了《赋税论》，这是最早表现出“一个经济体的价值不是来自财富的储存，而是来自生产的能力”这一意识的著作之一。[2242]同年，在配第的帮助下，另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约翰·格朗特出版了《伦敦城死亡周报表观察》，这是人寿保险表的基础。这些都说明了早期皇家学会会员的务实倾向及其多面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会的实验馆长罗伯特·胡克，历史对他的评价并不公正。胡克发明了现代手表的平衡弹簧，出版了第一批包含显微镜下动物图片的书籍《显微图谱》（一次“引起轰动的揭示”），规定了格林尼治子午线，他（和其他一些人）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