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说明问题。它花了大约二十年时间才召开，时间上的延迟证实在教会里存在各种冲突，尽管好几位君主还没有明确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而且在1541至1542年间还有望达成协议。[2125]罗马也本能地、习惯性地不信任这类会议，因为它们在15世纪不断攻击教皇的中央集权。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教会更迅速地做出回应，新教之火是否会被扑灭。事实是，在会议开始审议时，路德再也不能成为任何攻击的焦点了。在开始会议的几个月后，他去世了。

起初，会议的组成成员并不多，只有四位枢机主教、四位大主教、二十一位主教、五个修会的领袖加上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专家。[2126]会议第一要务就是决定枢机主教和主教们在会议期间的生活方式，最后规定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节俭、虔诚和冷静”。只是在第二年，那时与会人员增加了一倍，会议才开始转向重要问题。第一个决议与新教徒针锋相对，因为会议决定让天主教的“传统”，例如教父的《圣经》评注，享有与《圣经》同等的权威。[2127]再没有比这更决绝的行为了，因为教会赐予天主教传统与《圣经》同等的神圣地位。[2128]但正如所预料的，主要的斗争是围绕仅凭信仰免罪这一概念而展开。路德的革命性思想是，一个有罪之人要做的事是真正地信仰基督，那样他就会得到救赎。会议强调这远远不够。教会的论断是，尽管人类在堕落中失去了许多能力，人类仍有弃恶从善的能力。但正如教会阐释的那样，人类实际上需要基督做典范，通过知情同意而成为善良之人。[2129]会议还重新确定有七个圣礼（洗礼、坚信礼、圣餐礼、忏悔礼、涂油礼、圣职受任礼和婚礼），反对路德关于《圣经》中只有洗礼和圣餐礼这两个圣礼的主张。[2130]圣礼的数量对教会结构当然极为重要，因为忏悔（告解）只能说给神父听，而神父只能由主教任命。而且会议坚持认为炼狱真的存在，它实际上是6世纪的一个“产物”。这有助于拥护有关赎罪券的教义，尽管会议确实规定任何赎罪券买卖都是非法的。[2131]因此特伦托公会的重点在于重申了天主教极度腐败外壳下的教义，使许多问题比以前更绝对化。特伦托公会这种毫不让步的态度为17世纪可怕的宗教战争埋下了伏笔。[2132]

目前为止所提到的每一次反宗教改革行动都是消极的、禁止性的或暴力的。但在教会里有一些人看到真正的前进道路是从思想上把握主动权，与敌人进行思想上的战斗和辩论。领会到这一点的是依纳爵·罗耀拉。依纳爵于1491年出生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罗耀拉城堡，他本可以轻易地成为数量不断增长的美洲征服者的一员，这些征服者成群结队地横跨大西洋。他自己承认他沉湎于“这个世界的万千浮华”。事实上，他曾是一名士兵，但当他的腿在一次围攻中被一发炮弹直接击中后，他的军旅生涯就结束了。据传，他在自己的城堡恢复身体时，发现他身边的书没有哪一本令他满意。愤怒之下，他拿起了一本圣徒传记，这是一个转折点。在彼时彼地，“他实际上似乎已经决定成为一名圣徒，一种新的浪漫主义英雄。‘圣多明我曾这样做过，因此我必须这么做；圣方济各这么做过，因此我必须这么做’”。[2133]他为自己成为“圣徒”制定的训练方法详细地表现出军人身上才能看到的那种纪律性和对细节的关注。这种训练方法叫灵性操练，它仍然是罗耀拉创立的耶稣会里自律的基本课程。“它是一个不多不少为期四周的训练计划，是耶稣的精兵的精神训练课程，目的在于通过关注地狱的恐怖、福音故事中的救世真理和基督的典范，使思想从现世超脱出来。”[2134]有一个旨在产生身体上自我厌憎情绪的训练方法是这样的：“让我看看我身体的污秽和丑陋。让我把自己看作脓包，浑身流着各种可怕的、令人恶心的毒汁。”

三十三岁时，依纳爵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后又转到巴黎大学。在那儿，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吸引了一群数量少但十分虔诚的追随者。他们修习他的灵性操练，并最终集体发誓通过为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献身和允诺“绝对忠诚”来敬奉基督。[2135]在他们的纲领里，他们宣称自己的主要目的是“宣传信仰”，尤其是“教导儿童和未受教育之人去信仰基督教”。他们把自己看作是基督和教皇的精兵，愿意去教皇让他们去的任何地方，“不论是土耳其人的国度、新大陆、路德教徒的国家还是其他地方，不管他们是异教徒还是信徒”。

当依纳爵于1556年去世时，罗马的耶稣会大教堂已经建立。今天在他的坟墓对面立着一座纪念碑，来纪念接替他的那个耶稣的战士。圣方济各也曾在巴黎大学读书，他领导着耶稣会，将基督教传播到东方异教徒当中。圣方济各以灵魂的征服者而著称，他从果阿游历到香料群岛和日本。他于1552年去世，生前一直等着有机会去东方的大宝石，即中国这个闭关锁国的帝国。[2136]

事实上，耶稣会在东方的经历错综复杂。在欧洲，他们专门教育贵族，我们可以说这反映出他们的政策关注的是领导者和能影响舆论的人。在亚洲也是如此。毕竟在君士坦丁大帝身上有个很好的基督徒先例。约在1580年，他们早期成功的例子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君主阿克巴。然而耶稣会在中国的命运却很不同。耶稣会的确赢得皇帝的信任，但更多的是通过科学而不是神学。甚至他们花了很多年时间协商才能进北京。当他们第一次进北京时，他们送给皇帝的第一批礼物是一尊圣母像和一个报时的时钟。皇帝十分喜欢这个时钟，对圣母像却不那么喜欢。他很快把它送给了太后，即他的母亲。耶稣会士在北京几乎活动了两个世纪，因他们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卓越才能而被接受。但他们没有使多少人皈依基督教。相反，他们发现中国人有如此多的东西值得欣赏，以至于他们不久就穿起中国丝绸制成的衣服，参加儒家的祭祖仪式。[2137]

至少起初，日本总的说来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1551年，方济各说他在日本留下了约一千名皈依者，他们主要是大名，即当地的领主。然而到17世纪早期，耶稣会称有十五万皈依者，而且据某些统计，有三十万之多。“武士阶层尤其容易皈依，或许因为他们和一些有贵族、军人背景的耶稣会成员有相似之处。”但这只会使基督教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政治的一个问题。约在1614年，当这一问题变得暴力化时，皈依对新基督徒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个日本的宗教法庭出现了，基督徒成为酷刑的受害者。说到其残忍程度，无疑能和欧洲的残酷行为相提并论。例如，在江户，六十个甚至更多的日本基督徒在海滩上被倒着钉在十字架上，“被涨起的潮水淹死”。[2138]

耶稣会在远东地区的努力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然而，他们在西方却成功得多（现在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成为罗马教会最大的单一群体）。但耶稣会不是反宗教改革时期唯一成立的新修会。天佑教士中坚会、圣保罗教士会、布道兄弟会、奥拉托利会和钉子教会（因为他们最初在一个教堂做敬拜仪式，该教堂保留真十字架上的一颗钉子做圣物），所有这些都是传教或教育的修会。罗马最后意识到，在新的环境中，使人们保持天主教信仰的最好方式就是趁他们年轻的时候下手。

在宗教改革的其他影响中，我们要强调的一点是，存在好几种新教：除了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外，还出现了英国圣公会，它更重视圣礼和礼拜仪式上的祈祷，而不是布道，而在欧洲大陆重视的却是布道。在欧洲大陆，布道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从爱尔兰到立陶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