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归正会内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现在成为会众关注焦点的是这个引人注目的木制布道塔楼，而不再是祭坛或圣餐桌”。[2139]布道时总是有一个沙漏，为的是让信徒确切地知道还要进行多长时间。迪尔梅德·麦卡洛说布道是一种比剧场流行得多的戏剧形式。在伦敦，每周有“成百上千”场布道，与仅有的十三个剧院形成对比。这种布道崇拜来源于教义问答书（即关于宗教教义的手册）的增长，“一个多世纪来，它是［全欧洲］最常见的教育方式”。[2140]另外，这种一周一次的“来自讲道坛的思想盛宴”使信奉新教的欧洲更重视书本，因而可能比信奉天主教的南方更有文化。根据一项统计，1500至1639年英格兰出版的“重要宗教著作”多达750万册，与160万册的世俗诗、戏剧和十四行诗形成对比。而1580至1639年，威廉·柏金斯的宗教著作“获得了”188个版次，而莎士比亚的作品是97个版次。[2141]这种文化素质对信奉新教的北方后来的命运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新教还恢复了忏悔的公共性（忏悔的凳子变得普遍）和所谓的“宽恕戏剧”，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像是干涉隐私，但和韦伯强调的资本主义纪律有很大关系。新教保持很低的非婚生率，托马斯·克伦穆尔主持的新的婚礼仪式首次强调婚姻可以“因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共同分享彼此的陪伴、帮助和安慰”而令人愉快。[2142]新教诸教会将新的注意力放在上帝面前男女平等的思想上，把离婚定为普通婚姻法的一部分。新教改变了天主教对医药的传统观点，并激发了敬拜的愿望，这种敬拜不是以单独的个人或全欧洲的一个大型教会的形式进行，而是以小团体形式进行，这些小团体最终成为卫理公会派教徒、贵格会教徒等。这些不同教派是产生宽容……和怀疑的一种方式。它的确是一次偶然的革命。

在1563年12月的最后一轮会议上，特伦托公会将注意力转向艺术在后路德世界的作用。[2143]它重申了绘画在指导信仰上的作用，但在那个时期的背景下，会议坚持应该严格遵循《圣经》里的故事，教士有责任监管艺术家。教士得到这个角色，引发了许多阐释会议决议的手册。其中许多手册得出的结论比特伦托公会原定的结论更具迫害性。[2144]

鲁道夫·维特考尔在研究特伦托公会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时说，这些阐释者，像圣查尔斯·博罗密欧、枢机主教加布里埃莱·帕莱奥蒂、吉里奥·达·法布里亚诺和拉法埃诺·博尔吉尼，强调三件事：艺术应该清晰、直接，应该写实，应该是“对虔诚的一个情感刺激”。[2145]维特考尔说，与文艺复兴的意象化相比，特伦托公会引起的主要变化是，完完全全地展现真相“现在被认为是根本”。必要时，例如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中，基督应该表现出“受折磨、流着血、被吐口水、皮被划开、受伤、被扭曲、脸色苍白和不堪入目的样子”。此外，应对一个人的年龄、性别、表情、手势和衣着进行一丝不苟的表现。艺术家必须注意《圣经》里所说的，并遵守那些“规则”。同时，会议竭力禁止对各种形象的崇拜；“（对绘画和雕像）表现的敬仰的对象是那些形象所代表的原型”。[2146]

这些不安定的思想状况共同在艺术上产生了大量变化。最重要的是巴洛克风格，它实际上是反宗教改革的风格。在特伦托公会之后，在积极的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的任期（1585—1590）里，他力图重建罗马，力图在罗马陷落后恢复其昔日的辉煌，这是新艺术形式的第一次行动。枢机主教帕莱奥蒂作了总结，他这样描述17世纪初的罗马艺术：“教会想……既赞美殉教者的勇气，又点燃其信徒的灵魂之火。”这很好地表述了巴洛克艺术的目标。继西克斯图斯五世之后的保罗五世完成了圣彼得教堂的建造，因此西克斯图斯五世和保罗五世把异教的罗马变成了基督教的罗马，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在信徒面前展现这样华丽的景象”，使教会有“人间天堂的形象”，尤其表现在建筑和雕塑上。[2147]“巴洛克鼎盛时期，即在其发展最辉煌、最充分的时候，是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的结合，它们共同作用于观者的情感；例如，使观者投入到圣徒的痛苦和狂喜中去。”[2148]巴洛克艺术最伟大的倡导者是贝尼尼，他在石头上的造诣是很多人甚至在绘画上都无法做到的。

贝尼尼华丽、浮夸的人物属于古典巴洛克风格，而17世纪初精神自信高涨，产生了非常简单但十分震撼的卡拉瓦乔式绘画，非常真实，对细节一丝不苟但十分虔诚。回顾巴洛克风格，人们不禁感到，尽管像贝尼尼和卡拉瓦乔这样的艺术家心里想着反宗教改革的目标，却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炽热之爱，而这是特伦托公会坚决抵制的。例如，就是在保罗五世统治下的这个时期，兴建了罗马的大部分喷泉，罗马现在是一个喷泉的城市。

新的精神自信也体现在大规模兴建教堂的时期，尤其在罗马，通常为新修会而建的教堂都十分宏伟。这些意在使教众产生敬畏之情而设计的新建筑见证了巨大华盖下壮观的讲道坛上那些伟大、激昂的布道。华盖用金银珠宝和精美的织品做成。而且最重要的是产生了新的图像。这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图像。从耶稣的故事改为英雄事迹（大卫和歌利亚、犹滴和荷罗浮尼）、忏悔的典范（圣彼得和回头浪子）、殉教的光荣、圣徒的幻象和狂喜。[2149]随着教堂变大，图像也变得更大、更宏伟。正如前文提到的，这个巴洛克鼎盛时期以贝尼尼为典型，他是“一个戏剧天才”，曾为五位教皇工作过，但主要是乌尔班八世（1623—1644）。总的说来，他们对艺术采取更具审美性的态度，帮助提高了艺术质量，使它从16、17世纪之交巴洛克艺术典型的淡而无味的神秘色彩中摆脱出来。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贝尼尼的《圣特雷莎》，一个狂喜中的圣徒雕像，看起来好像是悬在半空。“这只能根据观看者暗示的、假想的心境看起来才会像真的。”[2150]在巴洛克艺术里，奇迹和奇妙的事都被赋予极大的真实性。这主要基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的论理，他说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要素，凭借情感而产生劝导。

在这个时期，艺术上另一完全不同的系列事件是“题材”的发展，尤其是风景画、静物画、战争场景和狩猎场景。许多艺术史学家认为决定性的一步是在17世纪迈出的，从一个主要是宗教艺术的世界转向更世俗的形式。维特考尔就是这些史学家中的一个：“在1600年左右的那些年，教会艺术和世俗艺术之间酝酿已久的明显分离成为不争的事实。”[2151]17世纪头二十五年后，艺术家第一次能够靠全身心致力于专门题材而谋生。尽管静物画和战争题材的画很流行，却是风景画成为所有非宗教题材中最重要的一种，由此产生了普桑和克罗德。

然而归根到底，罗马的巴洛克艺术最杰出的成就是圣彼得大教堂，这里面存在重要的讽刺意味。这座宏伟的建筑经过两代人才完成（华盖在1636年完成，其他部分在17世纪60年代完成）。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明确表明，自此以后欧洲各国不经过罗马教廷就可自行解决本国事务。在罗马拥有最伟大的物质荣耀时，罗马在思想上的支配地位开始无可挽回地衰弱。权力和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移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