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生活。”在法国，光是拥有新教著作就是重罪，宣传异端思想会被判烧死在火刑柱上。举报异端分子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举报人可以得到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法庭被称为“燃烧的房间”。[2112]

书籍审查是镇压背弃信仰行为的一个新的必要举措。印刷书在16世纪中期还是一种新奇事物，但罗马已经清楚它们是宣传煽动性、异端性观点的最好方式。在16世纪40年代，教会拟定了一个禁止阅读或拥有的图书清单。一开始，由地方当局查抄禁书，销毁它们并惩罚拥有者。后来在1559年，教皇保罗四世为整个教会公布了第一批禁书书目。教皇说教廷禁书目录上的书对任何阅读者的灵魂都是一种威胁。[2113]伊拉斯谟的所有作品都在书目上（过去的教皇曾从中找到乐趣），连同《古兰经》和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后者在1758年之前都是禁书。伽利略的《对话》在1822年之前依然是禁书。继保罗四世的书目之后是1565年的特伦托禁书书目，它几乎将欧洲四分之三的印刷书列为禁书。1571年，教会成立了禁书审查院，以控制和更新禁书书目。教会法现在要求，被允许印刷的书要印有“允许印刷”的字样，而有时“未被禁止”的字样要和审查员的名字一起出现。[2114]这个书单包括科学书籍和杰出的艺术著作，例如拉伯雷的《巨人传》。

但事实上人们没有向禁书书目屈服。作家们辗转于各座城市，躲避审查员，如让·克雷斯潘从法国逃到日内瓦来写他那颇具影响的胡格诺派殉教者传。即使在天主教国家，禁书书目也不受欢迎。这纯粹是因为商业原因，书籍是一种新技术，也是新的商业机会。例如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公爵计算出，如果他遵从教会的指示，在书籍上损失的钱就达十万多杜卡特。他的反应具有代表性。他组织了一次象征性的书籍焚烧活动，烧毁了与巫术、占星术等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理当查禁，但商业价值不大。另外，地方禁书审查院代表经常表现得通情达理，例如他们赞成犹太人的医学书籍应该幸免：需要用它们推动科学进步。因此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通过耽搁或拖延，或决定某些书籍不受地方检查，佛罗伦萨人（其他地方也有，例如法国）设法规避了大部分法令，禁书多少能得以继续自由地流通。无论如何，信奉新教的印刷工专门印刷禁书单上的书（它们只会让人们更好奇），并把它们偷运到天主教国家。“神父、修道士甚至是高级教士竞相在黑市上买（伽利略的）《对话》，”一个观察者说道，“全意大利黑市上的书价从原来的半斯库多涨到四到六斯库多。”[2115]

天主教对路德和加尔文思想的回应被称为反宗教改革运动或天主教复兴运动。罗马异端裁判所和禁书审查院是这场思想斗争的两个早期的，而且是长期的方面，但决不是唯一的方面。还有四个方面对塑造我们的世界有着持久的影响。

最早的事件发生在英格兰，被称为廷代尔事件。威廉·廷代尔是英格兰的一位人文主义者，就像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拥护亨利八世即位。[2116]当亨利八世捎信给罗马的伊拉斯谟，邀请他到英格兰定居时，伦敦的人文主义者更是倍受鼓舞。他们都错了。伊拉斯谟一到英格兰，亨利八世就对他失去了兴趣。至少一开始，国王变得比以前更信奉天主教。亨利八世的英格兰对异教徒不怎么仁慈。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人文主义者来说是紧张的背景），威廉·廷代尔决定用英语翻译《圣经》。他第一次有这个想法时是个大学生（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1521年，他一被任命为神父就开始工作。“如果上帝赐给我更多时间，”他对一个朋友说，“不需要很多年，我会让扶犁的男孩比你更懂《圣经》。”[2117]翻译在今天似乎是一件无伤大雅之事，因而我们很难体会到廷代尔面临的巨大挑战。但一个令人清醒的事实是，教会不希望太多的人阅读《新约》。事实上，梵蒂冈强烈地反对《圣经》翻译。能接触到《圣经》的只能是教士，这样他们才能按照罗马的利益来阐释上帝的讯息。[2118]在这种情况下，用本国语翻译《新约》可能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当廷代尔在英格兰找不到愿意将他的手稿排版的印刷工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眼前的麻烦。他被迫越过海峡，首先在（天主教的）科隆找到了一位出版商。然而，在最后关头，当廷代尔的文稿已经排好版时，有人泄露消息给当地的教长。教长告到当局，这次出版活动被镇压了。廷代尔现在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就逃离了科隆。德意志人联系了英格兰的枢机主教沃尔西，后者又报告了国王。亨利八世宣布廷代尔是逃犯、罪犯，在英格兰各港口设立岗哨，命令一看见他就将他逮捕。[2119]但廷代尔对他终生的事业充满热情。1525年，在信奉新教的沃尔姆斯，他遇到了另一个印刷商彼得·舍福尔，后者同意出版他的作品。六千本（在当时是很大的印量）被运送到英格兰。但廷代尔仍然是一个被监视的人，他不敢在任何一个地方待上好几年。只有到1529年，他觉得在安特卫普安家是安全的。这是个错误。有人向英格兰当局告发了他，在亨利八世个人的坚持下，廷代尔在靠近布鲁塞尔的菲尔福尔德城堡坐了一年多的牢。他最终因异端罪被公开审判，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为确保他不变成殉教者，他的遗体在火刑柱上被烧毁。[2120]

然而廷代尔的《圣经》却幸存下来。尽管托马斯·莫尔称其有错误、有误导性，但它是一个不错的英译本（为1611年詹姆斯一世国王的钦定本奠定了基础）。它如此受欢迎，乃至被偷运往英格兰的译本不断被人们传阅，在偏远的乡村，新教徒贵族把它们借出去，“就好像公共图书馆一样”。英格兰的天主教会尽一切力量杜绝这种行为，例如，伦敦的主教买下了所有他能找到的译本并将它们在圣保罗教堂焚烧。[2121]

罗马对亨利八世很感激并表现出这一点。之前的教皇把各种头衔授予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君主”）和法国国王（“最好的基督徒”）。对亨利八世，利奥十世教皇想出了“信仰的捍卫者”这个称号。[2122]没有比这个词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异端裁判所和禁书审查院本质上都是天主教的消极应对措施。这一态度在保罗三世身上得到最典型的体现，是他设立了这两个可怕的机构。在西班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光是拥有禁书书目上的书都会被处以死刑。[2123]（这个书目一直更新到1959年，最后在1966年被保罗六世废除。）保罗四世同样也很强硬。他曾经是第一任大审查官，担任教皇后，正是他在罗马教廷收藏的著名的古雕像上放了遮羞布。也正是保罗四世找来丹尼尔·沃尔泰拉，指示他将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上“比较引人注目的裸体部分”涂上颜料。[2124]庇护五世也差不多。正如班巴·盖斯科恩所说：“加尔文被称为日内瓦的教皇，但庇护五世一定可以证明自己是罗马的加尔文。”他也曾担任宗教法庭大审查官，提议把通奸行为定为死罪，力图赶走城市里的妓女。虽然这两项提议都无效，但至少庇护五世意识到消极的措施是不够的，是他主要负责执行特伦托公会的决议。该会议从1545至1560年断断续续地召开。

与尼西亚公会和第四次拉特兰公会相比，特伦托公会是天主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会议。很多天主教徒希望该会议能探索出与新教徒和解的领域，但他们要失望了。该会议完全否定新教神学，断绝了教徒在弥撒中接受面包和酒或甚至聆听本族语祷告文的任何希望。会议的日期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