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须遵守一定的规章，遵循一定的生活方式并成为表率。宗教法庭的责任是管理道德行为。它由十八人组成，六个牧师和十二个长老，而且有将人绝罚的权力。正是这个每周四开会的法庭负责日内瓦的恐怖独裁统治，丹尼尔·布尔斯廷称此为《圣经》道德的统治。日内瓦提倡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将变得很常见的生活方式：早起、努力工作、总是想着树立好榜样（例如只读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节俭和节制是最重要的美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是一个创造新人类的尝试……教会不仅仅是崇拜上帝的一个机构，还是打造适合崇拜上帝的人类的机构。”[2096]这种体制被称为“清教”运动。[2097]

但是路德教和加尔文教隐含的社会变化和思想变化比这更细、更微妙。例如，作为《圣经》极端主义者，他们对科学新发现不满，下一章将提到这一点。然而从哲学角度上说，这些发现来源于那些按自己良知行事的人的观察，新教徒不得不支持这一点。同样相关的是，新牧师不是通过圣礼控制通往神灵之路的代祷者，而是“平等人群中的领导者”。他们带领的是用当地语言读《圣经》的识字的教众。加尔文教学校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且没有人能决定那会通向何方。[2098]

加尔文的经济观念也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从某种意义上说偏离《圣经》）。传统观念认为，人们“除了生存必需品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他认为这种观念过时了。这种中世纪的观念“使掮客蒙上寄生虫的污名，把贷款人被污蔑为贼”。加尔文不喜欢为炫耀而铺张浪费，但他承认财富的积累如果处理得当，是有用的。[2099]他赞成商人应该为他所借来的资金付利息，因为那会使每个人获利。[2100]在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了一些激烈的观点。在该书中他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在许多历史阶段都存在，但只有在出现新教及其“使命”和“入世苦行”的概念后，一种“理性的经济伦理”才得以产生。后来，理查德·亨利·托尼在《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强调加尔文教比路德教更有利于资本主义。[2101]

但宗教改革创立现代政治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方式：它帮助建立了现代国家。路德论纲的成功不仅在于摧毁了天主教统治集团的普世野心，还使（日内瓦之外的）宗教从属于国家，教士的身份降为只不过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守卫者。在德意志、法国随之而来的宗教斗争以及后来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整个欧洲大陆的宗教斗争都有利于塑造正在形成的欧洲：一个由独立的、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欧洲。[2102]有疆域的民族国家和重商的中产阶级是我们所说的现代历史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路德从来没预料到这一点，但新教是16到17世纪欧洲的中心力量从地中海国家流失而出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主要原因。

罗马教廷错误地判断了北方发生的事。虽然好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一直是教皇的麻烦，但一直在掌控之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罗马那边没有做出迅速的、严厉的回应，为什么当时的教皇利奥十世觉得新教的变革不过是“修道士之间的口角”。[2103]无论如何，让一个腐败的组织发生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天主教会统治集团里，察觉到危险的一个高层人物是乌得勒支的枢机主教博埃延斯，他在1522年成为阿德里安六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来自荷兰的教皇。在对枢机主教团的第一次演讲中，他坦白承认，腐败行为如此恶劣，“那些陷入罪恶之中”的人们“不再闻到他们的邪恶散发出的恶臭”。[2104]如果他能自主行事，阿德里安六世会自上而下地清除污秽。但是他周围都是获得既得利益的意大利人，他们让他的每一个措施都以无效告终。他们不需要长时间地阻挡他，仅一年后，阿德里安六世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朱利奥·德·美第奇成为教皇克雷芒七世（在位：1523—1534）。他来自一个（至今）强大的家族，自己却是一个软弱的人，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当路德在德意志从事他的改革时，克雷芒七世在世界舞台，或他所认为的世界舞台玩复杂的外交把戏。他通过让法国国王和当时安顿在西班牙的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相斗，试图为自己和教会增加荣耀。克雷芒七世和双方都签订了秘密条约，但被揭露，这两方自然而然对他不信任。更糟的是，教皇的错误判断使意大利（与法国、西班牙比要弱小）成了战场。掠夺者的眼睛转向罗马。[2105]

事实上，第一次攻击不是来自西班牙或法国，而是来自罗马众多宿敌中的一个：科隆纳家族。1526年，庞皮欧·科隆纳（本身是一位枢机主教）领导了一场对梵蒂冈的攻击。教皇的几个同伴被杀害，而克雷芒七世自己利用一个为预防此类事件而建造的秘密通道逃跑了。这两个敌对的家族平息了他们的斗争，但这个小冲突只是突显了罗马的软弱。真正的劫掠发生在十二个月后。尽管对此负责的军队名义上属于查理五世，但他们实际上是叛变的雇佣兵。尽管他们打垮了法国国王的军队，但没有得到酬劳。军队的主力是来自中欧日耳曼领地的条顿人，也就是新教徒。出于对战利品和宗教信仰同等的兴趣，他们满腔热情地进军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都。[2106]

1527年5月6日开始的这次劫掠真的很可怕。任何反抗条顿人的人都被杀死了。未被付之一炬的宅邸和宫殿也被洗劫一空。教皇、大多数住在罗马的枢机主教和梵蒂冈官员都在圣天使城堡的堡垒里寻求安全。在城门已经关闭的情况下，一位枢机主教不得不坐在篮子里被用绳索拉到安全的地方。至于其余的人……“不同年龄段的女性被当街强奸，修女被聚拢在一起赶进妓院，神父被鸡奸，平民被屠杀。在首次长达一周的毁灭性扫荡后，两千多具尸体漂在台伯河上，另外将近一万具尸体未被埋葬，而且街上有好几千人被开膛破肚，他们的尸体被老鼠和饿狗吃掉一半。”[2107]光付赎金就花费约四百万杜卡特，那些有钱交纳赎金的人被释放，其余的被杀死。坟墓被挖开，圣人的遗骨被丢给狗，圣物上的珠宝被抢走。除了留足够的纸给梵蒂冈马厩里的马做褥草用，档案馆和图书馆都被烧毁。这次劫掠在八个月后才结束，当时食物吃完了，没有可以勒索的人，而且瘟疫也出现了。[2108]

查理五世在财政上的轻率可能是罗马遭洗劫的直接原因，但当时的欧洲还不乏其他说法。其中主要的是上帝惩罚说。就连皇帝军队的一位高级军官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写道：“事实上，每个人都相信这一切的发生都是上帝对教廷暴政和混乱的审判。”[2109]当然另一方面，条顿人在罗马表现的野蛮行径也被看作“新教异端邪说的真正面目”，而当罗马最后意识到威胁时，这次劫掠也使它铁了心。罗马将以暴制暴，以不宽容对付不宽容，“天主教徒的上帝就要求这样”。[2110]

极大的讽刺是，尽管神父的恶行促使许多信徒背弃天主教会，但这类恶行仍然兴盛。天主教高级教士仍然恣意挥霍、放荡不羁，过着一成不变的奢侈生活。主教们仍然不管自己的教区，罗马教廷和以前一样任人唯亲。那时的教皇只是对此视而不见，一味残酷镇压持异见者。教皇谴责新教的教谕一个接一个，一片森林都为此而被砍掉造纸。[2111]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说：“一切背离天主教信仰的行为都遭到由六位枢机主教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的严酷镇压，有些知识分子被标明属于严格审查对象……托莱多的大主教因为公开表达了对伊拉斯谟的敬仰之情而被判以十七年的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