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她怀孕，而且把这个私生子看作她丈夫的儿子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他说，他认为重婚比离婚“更明智”。[2082]他把《圣经》的不同部分按重要性排列。在他1534年的版本中，他把自己怀疑的那些部分，如《马加比书》，分开放到《次经》中去。[2083]

我们能想象伊拉斯谟如何看待这样的言论，更不用说罗马教廷了。但是路德并不是孤军作战，绝对不是。毕竟，德意志和罗马教廷长期不和，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叙任权斗争，甚至追溯到蛮族入侵时期。在1508年，甚至在路德去罗马之前，德意志议会曾投票阻止靠赎罪券聚敛的教廷财富从德意志流失。在1518年，奥格斯堡会议做出决议，称基督教世界“真正的敌人”不是当时的土耳其人，而是他们所谓的罗马“地狱恶犬”。[2084]从理论上说，德意志人的领袖应该是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但他有自己的野心并且主要关注西班牙这个通过发现美洲而新富起来的国家。因此，他一直是个天主教徒，“把罗马看作自己的靠山”。所有这一切只对路德有利。不过，他发现，尽管他的大部分抨击指向整个基督教教会，但是在自己国家发起改革却要容易得多。“他从改革一个世界性的教会转向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教会。”[2085]这在《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的信》中很明显，在这封信中，他用一种革命性的语气否认教士阶层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精神领域”，并且竭力主张德意志贵族褫夺未被改革的教士的土地。准备以这种方式获利的骑士和贵族大有人在，因此一开始宗教改革很快和更广泛地争夺政治、经济霸权的斗争结合起来。[2086]

然而在新教“民族化”的过程中，它自身的腐败初见端倪。最初的路德教主张，为了自由，一个人的行为不应该违背良心或被迫违背良心。这是绝对诚实的正确之路，是那个时期的思想支柱，它不仅是新教的思想支柱，也是当时正在兴起的人文主义和科学革命的思想支柱。但是路德变了。在极其短暂的几年里，他开始接受（甚至开始证明其合理性），用“公民力量”之剑来拥护信仰。[2087]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自找的，因为三组叠加事件（骑士战争、农民起义和再洗礼派运动）迫使他采取这一立场。

第一个事件是骑士战争，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路德敦促属于教会的土地应该被没收。但爆发在1522年的这场战争，尽管使德意志的政治状况紧张化，却失败了。在三年后的1525年，德意志农民难以忍受贵族施加的压力（贵族开始感受到美洲白银的到来而引发的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路德教教义指出，《圣经》揭示所有人都平等，农民受到这个教义的影响，发起了他们自己的起义。然而，不幸的是，这次起义的领导权被再洗礼派掌控。他们的名字来源于对婴儿洗礼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婴儿太小，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圣礼就是无效的。再洗礼派教徒在这场改革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在于，他们完全排斥教皇统治集团。对他们来说，如果像《圣经》启示的那样虔诚地信赖上帝，就可以取代教权等级制。事实上，许多再洗礼派教徒要极端得多，他们相信自己能直接与圣灵沟通，因此不需要《圣经》。对他们来说，基督再临即将发生，天启的世界“净化”即将到来。20世纪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认为“千禧年说”（一种相信耶稣即将再临世界的信条）同农民起义一起，标志着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他的论点是，它引发了一个社会革命时代。“如果我们在这里把政治理解为社会各阶层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实现某种世俗目的（而不是宿命论地接受事件的本来面目或宿命论地接受来自‘上层’的控制）的进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开始了。”[2088]

不管曼海姆是否正确，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应不是路德的目的（又一次偶然革命）。事实上，他支持贵族，反对农民。他的观点是信仰和政治不应该混淆，基督徒的责任就是服从合法的权威。具体而言，对他来说，教会要屈从于国家。“对德意志来说，路德思想带来的结果是，它区分了精神的内在生命和个人的外在生命，前者是自由的，后者屈从于不可攻击的权威。德意志思想的这种二元性从路德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2089]

事实是，路德的性格中也有说不通的地方。他一方面支持权威，但总的说来，不得不说路德教摧毁了权威，当然是就有组织宗教而言。在使人们不受宗教权威约束的同时，新教也在其他方面使人们获得自由。与新教同时发生的美洲大发现和科学革命是反对权威、展现个性的人获益的完美竞技场。路德自己并不乐于见到不断增长的经济个人主义，它并不总是和他重视的虔诚相协调。但如果没有因他而引发的其他形式的自由，他也不能期望个人主义的实现。[2090]

与路德十分不同的是约翰·加尔文。他是另一代人，出生于1509年，来自庇卡底努瓦永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名为让·肖维内或让·加尔文。他本想进入教会，但他摒弃了神学，改学法律。他的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在那里他就读于蒙太古学院，那里也是伊拉斯谟和拉伯雷学习神学的地方。[2091]他有一头深色头发，皮肤苍白，性情“敏感”。加尔文后来“突然皈依”新教，但从某种意义上，他早有准备：他的父亲去世时被“绝罚”，加尔文在为他举行一个基督徒葬礼时面临着“无穷无尽的困难”。这让他怨恨天主教会。

皈依后他背离了罗马，也离开了法国。他在还不到三十岁时，完成了《基督教要义》的初稿，“它是宗教改革最重要、最明晰易懂的著作”。路德的著作是他郁结已久的内心感情的檄文和倾泻，而加尔文则着手制定一整套缜密有理、逻辑系统的道德、政策和教理体系。一本开始计划只有六章的书到16世纪50年代末变成八十章。[2092]“这一教理的核心是，人在万能的上帝面前是无助的。”加尔文从路德的论纲得出了合乎逻辑，甚至是狂热的结论。他说，人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要么生来是被拯救的，要么预定进入地狱。从表面看，这几乎不是一个乐观的教义，但在加尔文体系下，没有人十分清楚自己是否是被救赎的。他说，总的来说，“被选中的人”（他用来表示被救赎者的词）会通过自己在地球上的“模范”行为表现出这一点。但你永远无法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宗教恐怖。

碰巧，日内瓦刚好对它的天主教主教不满。随后的混乱对加尔文和他的思想有利，即国家应当从属于教会，对上帝的服从要先于对国家的服从（它是以另一种形式重演的叙任权斗争）。随着日内瓦反天主教情绪的高涨和宗教圣像被打碎，加尔文作为《基督教要义》的著名作者，被邀请到那里，帮助把日内瓦建成一座基于《圣经》模范的城市。[2093]他一到，就被指定为“《圣经》宣读者”，而且严格地说，他从来就只是一个牧师。但那就好像说尼禄只是一个小提琴家。加尔文接受了邀请，前提是日内瓦人采纳他的规则，这些规则体现在他草拟的法规上，即《教会法规》和《关于人民政权的法典》。从那时起，日内瓦人按照加尔文的规则生活。牧师每年都拜访每个家庭一次，以确保人们对信仰的忠诚。任何违背信仰的人都被迫离开、进监狱，最糟糕的情况要被处死。[2094]

加尔文教的实质在于道德规范是强制执行的，而且要严格执行，而新教教义在加尔文创立的日内瓦大学得到发展。[2095]他建立了两个政府分支机构，即传教部和宗教法庭。传教部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一支可被称为由传道者组成的“军队”。他们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