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历史一路向北：新教在思想上的影响

“彼得和保罗生活在贫穷之中，而15、16世纪的教皇过着像罗马皇帝一样的生活。”根据法国议会的一项估计，1502年，天主教会拥有法国全部财富的75%。[2064]二十年后在德意志，纽伦堡会议计算出，教会拥有德意志财富的50%。如此巨大的财富带来了某些“特权”。在英格兰，教士们经常向走进忏悔室的女性求欢：用性来交换赎罪。[2065]威廉·曼彻斯特引用了一项统计数字，在英格兰的诺福克、雷普顿和兰贝斯，23%被控告对女性实施性犯罪的人都是教士，而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2%。圣奥尔本斯修道院的院长被指控“买卖圣职、放高利贷、非法挪用公款，而且一直公开和娼妓、情妇在修道院里生活”。最普遍的腐败行为是出售赎罪券。有一个专门的宽恕部门，他们有教皇的授权来签发赎罪券。早在1450年，牛津大学的校长托马斯·加斯科因就说：“现在有罪之人说：‘我不担心我在上帝眼中做了多少坏事，因为我能很容易地得到教皇授予我的一张能完全宽恕一切罪行的赦免券或赎罪券，教皇的书面授权我用四便士或六便士就能买到。’”他夸张了，其他记述讲到“两便士，有时一口红酒或啤酒……甚至雇一个娼妓或用性”就可买到赎罪券。16世纪早期，圣保罗教堂的教长约翰·科雷特抱怨宽恕者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教阶制度已经使教会扭曲，以至于教会现在不过是一台“金钱机器”。如此抱怨的不止他一个。[2066]

1476年出现了转折点，当时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宣布赎罪券也可以用于“在炼狱中遭受痛苦的灵魂身上”。正如威廉·曼彻斯特所称，这一“天国的骗局”很快奏效：农民们为了给去世的亲人买赎罪券，宁愿自己和家人挨饿。[2067]在那些玩世不恭、从中渔利的人中有一个叫约翰·特策尔的多明我会修士，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马戏团式巡演做法。“（他）带着镶黄铜的柜子、一袋印好的收条和一个披着罗马教廷旗子的大十字架，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他在教堂的钟声中进城……在当地教堂的中殿安顿好，特策尔就开始大声吆喝：‘我这儿有通行证……能把人类灵魂带入极乐天堂。’他强调这些费用都十分便宜，尤其同不买的结果比较时更是如此。他吸引着那些听者的恻隐之心，他们要为自己已经去世却未被赦免的亲人赎罪：‘随着硬币落入碗里的声音，赎买的灵魂就会飞出炼狱，直接进入天堂。’”[2068]最糟糕的是，特策尔写信向那些信以为真的人承诺，一个人打算犯的罪也可以被原谅。

他做得太过了。据说，特策尔的招摇和夸大言辞引起了一位神父的注意，他也是德意志莱比锡以北维滕贝格大学的哲学教授：马丁·路德。然而，最近牛津大学研究教会史的教授迪尔梅德·麦卡洛让人们注意为路德铺设历史舞台的天主教的其他几个发展。例如，在16世纪早期，北欧和南欧在教堂里的布道在类型上已经有所不同。在北方，讲道者把焦点放在会众（忏悔者）身上，然而在南方，布道更关注神父和他们在赦免罪恶中担任的中介角色。[2069]意大利对神父地位的满意程度比更北地区要高得多，这似乎和行会的作用有关。[2070]在瑞士和周边国家，国教会正在形成，它是地方主管的教会，在传授教义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地方行政官而不是神父。[2071]由于能读到的《圣经》数量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的信仰转向内心。[2072]1511年法国国王在比萨召开枢机主教会议，讨论教会改革问题。[2073]然而1512年俄利根的一些作品有了拉丁文译本，这些作品表明，根本不存在传统上所理解的人的堕落，包括魔鬼在内每个人都会被救赎，进入天堂。[2074]这么看来，改革正在酝酿当中。

不管怎样，发起这场变革的是路德。他“健壮结实，精力充沛”，父亲是个矿主。在大学时，他希望成为一名律师。但1505年在一场暴风雨中，他有过一次神秘的经历，并开始相信“上帝无处不在”。[2075]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那之前，他一直是人文主义大家庭的一员，是伊拉斯谟的门徒和同行，翻译过几部古典作品。然而，在他心灵的变化之后，他变得内省，避开人文主义者，执迷于内心的虔诚。在1510年，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正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时期，他游历了罗马。这让他震惊。的确，他崇拜绘画、雕塑和宏伟的宗教纪念建筑中的杰作，但教士和枢机主教们的行为却让他“战栗”，尤其是他们对礼拜仪式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认为礼拜仪式构成了教士特权的基础。[2076]

1512年，他回到维滕贝格，在那儿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他被自己在罗马的经历深深地震撼了，因而更远离人文主义者的世俗性，也同样远离他所见到的天主教会的腐败犬儒主义。相反，他回到《圣经》本身，尤其是教父们的作品，第一个就是圣奥古斯丁。他继续失望地观察着身边的世界，正如雅各布·布鲁诺斯基和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说的，他在这个时期可能“正酝酿着自己的思想和勇气”。然而到1517年，他不再克制自己，在10月31日，即万圣节前夕，他采取了行动。这是一次将在全世界产生回响的行动，他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钉上九十五条论纲，抨击销售赎罪券的行为，挑战任何人与他辩论。[2077]“我，马丁·路德，维滕贝格大学僧侣教团的神学博士，愿意公开证明，反对所谓的‘教皇赎罪券’的论纲是本人提出的……”

路德的抨击不仅指向特策尔，或其背后的罗马教廷。他直指赎罪券所代表的神学。这种神学认为，赎罪券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世界上存在“剩余恩典”。耶稣和继他之后的圣徒做了如此多的善事，使地球上有剩余恩典。购买赎罪券使购买的人“沾上”剩余恩典。路德首先不喜欢恩典可以像土豆那样被买卖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购买赎罪券使购买者不用为罪恶忏悔，而不是摆脱罪恶。因此对路德来说，出售赎罪券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和非神学性。从这个观点到路德的第二个创新并不远，即重新信奉12世纪主张的“真诚的内心忏悔”，即痛悔，才能真正赦免罪恶。教皇可能宣称能完全赦免一切罪行，但路德强调痛悔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虽然这一步同样简短但更重要。如果没有痛悔的话，赎罪券就无效，那么很显然，“没有任何教皇授权”，仅有痛悔就足够了。为了使救赎只依靠个人信仰和痛悔，路德取消了对圣礼和主持圣礼的教阶的需要。[2078]代祷思想（天主教的基础）被摒弃了。

这就是当时形成宗教改革基础的简单的神学思想，迪尔梅德·麦卡洛称之为“偶然的革命”。[2079]但后来发生的事还有另一面，即政治性。[2080]当路德谴责教会恶习时，很多人文主义者支持他。伊拉斯谟等人关心的是重新将虔诚和基督教美德带回敬拜中去，而不依靠教理和无谓的学术教条。但当这些支持者看到路德攻击教会根基、焚烧教会法和教皇法令时，他们退却了。[2081]民族主义元素就是在这儿出现的，它也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大部分拒绝继续追随路德的人文主义者都不是德意志人。

在他的论纲和其他著作中，路德没有退缩：他清楚地表明他认为教皇不比小偷、杀人犯更好。他希望德意志的教士不要对罗马效忠，而且他想建立一个以美因茨大主教为首的国教。一旦路德有勇气公开陈述，他的想象力就扩展到以前从未有人敢涉足的领域。例如，他强调婚姻不是圣礼。嫁给一个性无能丈夫的妻子可以有其他情人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