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想象力的爆发

一个大剧院公司的一名成员詹姆斯·伯比奇在伦敦市郊外的肖尔迪奇为戏剧建立了第一家固定的场所，在此过程中，“一项娱乐变成了一门专业”。在那之后的仅仅二十五年里，新思想发展到顶峰：莎士比亚和马洛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的戏剧对演员提出了新的巨大挑战，舞台的主要传统发生了变化和整合。在十多家新剧院大约上演了八百部戏剧，尽管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已经遗失。我们知道的是，除了莎士比亚和马洛，还有二十位作家每人都写了大约十二种剧本，其中包括托马斯·海伍德、约翰·弗莱彻、托马斯·德克、菲利普·马辛格、亨利·切特尔、詹姆斯·雪利、本·琼森、威廉·哈瑟维、安东尼·芒迪、温特沃斯·史密斯、弗朗西斯·博蒙特。[1850]海伍德写道，他“主要参与撰写了”两百二十部戏剧。

戏剧的爆发说明伦敦继佛罗伦萨之后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资产阶级城市之一。就伦敦而言，与此最相关的是16世纪伟大的探险航行，下一章将讨论。美洲发现的黄金白银极大地增加了欧洲的货币供应，物价的通胀带来廉价劳动力，资本家乐享超额利润。专业阶层也出现了可观增长。进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生从1500年的每年四百五十人增加到1642年的每年近一千人，成本从1600年的每年二十英镑上涨到1660年的三十英镑。专门训练律师的律师学院录取的学生在1500至1600年间翻了三倍。“在1540至1640年间发生的事情，”理查德·斯通说，“是相对财富从教会和王室……到中产阶级中上层的一次巨大转移。”[1851]这个转变与在佛罗伦萨发生的类似。“到处都是有钱人，”另一记录说道，“这可以从购物、建筑、肉制品、酒宴，尤其是着装方面人们的普遍放纵中看出来。”[1852]这一论述让人想起范·艾克的阿诺菲尼夫妇肖像画。

伦敦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随着修道院、小教堂和医院被卖掉，宗教人物消失了。贵族也消失了，取代他们的是商业和手工艺人。法庭纷纷出现，“因为人们更愿意诉诸法律而不是暴力”。圣保罗大教堂现在成为闲聊的主要场所，有点像俱乐部。“伊丽莎白时代的花花公子会习惯性地早上去看看谁在那里，有没有什么重大新闻，什么丑闻，关于最新的书或剧本的有趣评论，或任何适合回家贩卖的新的讽刺短诗或逸闻趣事。”[1853]但是最有名的聚会地点是美人鱼酒馆，它是最好的酒馆，也是伊丽莎白时代伦敦的文学和戏剧中心，是诗人、剧作家和才子聚会的地方，他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会在那里聚集。最著名的伊丽莎白时代人物都会加入：本·琼森、伊尼哥·琼斯、约翰·多恩、迈克尔·德雷顿、托马斯·坎皮恩、理查德·卡鲁、弗朗西斯·博蒙特、沃尔特·雷利。博蒙特曾经给本·琼森写信，概括了美人鱼酒馆的魅力：

……在美人鱼酒馆我们看见了

多么美妙的事情啊！听见的话

这么机智、这么热情洋溢！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梅纳德·凯恩斯，认为英格兰的商业繁荣是导致其剧院出现的主要原因。[1854]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格兰人心中激发了一种放任和不敬感：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圣的，就连女王也频频说脏话，并且“朝她的宠臣吐口水”。[1855]

虽然伯比奇迁到肖尔迪奇是英国戏剧复兴（或说诞生）的催化剂，但是它仍旧是从一些中世纪传统发展而来的：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神秘剧、奇迹剧和道德剧；圣诞节十二天里的王室狂欢，它后来发展成假面舞会；还有组织游行的行会和同业公会。即便如此，当莎士比亚成长的时候，伦敦之外没有戏剧，连伦敦也没有职业剧院。亚茅斯在1538年有一个游戏屋，埃克塞特自14世纪之后有一个类似剧场的地方，上演滑稽剧。但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演员，而自从宗教改革之后，就连耶稣受难剧也停止了演出。大学里研究古典戏剧，从16世纪20年代以后，学校的男孩们开始表演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喜剧和塞涅卡的悲剧。[1856]后来，学校教师和大学教师会模仿古典戏剧的风格创作自己的戏剧。1550年左右，伊顿的一位教师创作了韵体打油诗《拉尔夫·罗伊斯特·多伊斯特》。十年后，在剑桥的基督学院上演了一出更有名的戏剧《葛根婆的缝衣针》。不过，这些也都是在莎士比亚出生三年前的事情，由于没有证据表明他上过大学，因此他同这些戏剧之间的联系不会太密切。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档案表明，在整个16世纪60年代，戏剧都是私底下在枢密院演出，由学者表演。同时，王室有两个剧团，每个剧团由八人组成，随着剧院开始讲述人间的故事和个体人物开始出现在舞台，他们也表演娱乐剧，有时是“马戏团性质”的剧目，有时是比较严肃的剧目。[1857]

就结构而言，当时伦敦的剧院是两个圆形场所，一个是斗牛场，一个是熊栏。它们都坐落在泰晤士河南岸，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熊栏从来没有上演过戏剧，相反，客栈的院子成为自然剧院开始出现的地方（莎士比亚称之为“木头圆圈”），里面用一个脚手架当舞台。虽然很方便，但是也产生了问题。当局害怕瘟疫和叛乱，因为剧院随时都有酒供应。同业公会（依附于某个如莱斯特、牛津、沃里克伯爵的有权势的赞助人的演员公会）的成立就是为了停止流浪演出，因此逐渐把幕间表演引入道德剧中，这些幕间表演在主题性和戏剧内容方面得到发展。因此，当伯比奇建造他的剧院时，以前发展出来的所有能量和趣味全都派上了用场。“曾经的一个封建组织，同业公会，一夜之间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组织。”[1858]剧院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商业机构，里面的演员多少具有职业性质。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早期戏剧是写来听的，而不是阅读的。尽管如此，阅读大众在伦敦飞速增长。17世纪早期，伦敦只有25%的商人和工匠不会签自己的名字。大约90%的妇女是文盲，但她们仍然是剧院观众的生力军，这也是为什么那时的景观比现在还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当时不存在像今天这样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1859]

到17世纪早期，“表演者”这个词被用来指伦敦的剧院演员，体现出相较于“演说家”的一大进步，说明“角色扮演”和“性格描绘”正在发展和深化。虽然演员还未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尊重，但是全部剧目单（没有哪个剧目会连着两天表演）的确让人注意到演员在快速的连续时间里表演非常不同的角色的能力，那是很容易就能欣赏的多才多艺能力。然而，当约翰·多恩在1604至1605年间撰写他的《王子宫廷图书馆目录》时，没有包括任何戏剧，因为他并不认为它们是文学作品。

在这种背景下创作出的戏剧包括两个主要成分：那个时代的技巧所能表现的写实主义和感情的即时性（除了其他要素，伦敦剧场还产生了一种萌芽中的新闻要素）。但是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剧院反映出正在变化的世界，观众在这里找到了自我。社会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旧的规则被打破，个人阅读正在兴起，许多人的购买能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高。

莎士比亚迈入的正是这样一个世界。正如哈罗德·布鲁姆恰如其分地提出的：“莎士比亚的出现是偶然吗？”毕竟，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像后来那样的卓越天才。正如布鲁姆还指出的，如果莎士比亚在二十九岁时被杀，就像马洛一样，那么他的作品就不会有那么大名气。“在《爱的徒劳》上演之前，马洛的《马耳他的犹太人》《帖木儿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