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荡不羁之人，按自己的原则行事，这种现代观点正是佛罗伦萨最先公开表现的。它起源于古代医学的改变。当时，希波克拉底确定的四种气质（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仍在使用，不过增加了一个“对应”体系。例如，多血质被认为血液过多，它使人们安静、高兴、愿意爱以及与维纳斯和春天有关。抑郁质是因为黑胆汁过多（因此有“melan黑”+“cholic胆汁”），与农业之神萨图恩和秋天有关。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伟人都是抑郁质，人文主义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在此基础上，添加了柏拉图关于灵感是神启的激情的观点。艺术家是忧郁的天才这一描写经久不衰。[1792]

但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心理变化是个性的崛起，它最先被雅各布·布克哈特注意到，后又得到其他人的阐述。彼得·伯克说，这一点体现在三个方面：自我意识的加强、竞争力的增强（与资本主义有联系？）和对个人独特性的兴趣的增加。自画像、自传和日记的增多（甚至比1050至1200年间的数量还多）是一个方面，“指南”类书籍的撰写是另一个方面，例如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卡斯蒂廖内的《廷臣之书》和阿雷蒂诺的《对话录》。这些书的重点往往是技术和选择，意思是个体可以从可供选择的事物中选择适合其性格、财力或奇想的任何一个。[1793]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不失真的平面镜最先在15世纪的意大利（主要是在威尼斯）大量生产，这些镜子被认为对自我意识的提高非常重要。16世纪佛罗伦萨一首关于镜子的狂欢节歌曲突出了这一点。这首歌翻译成白话是：“一个人的缺陷可以从镜子中看到，这些缺点不像其他人的缺点一样容易看到。因此，一个人可以自己判断说：‘我会比从前更好。’”[1794]接着出现了卡斯蒂廖内的“若无其事的优雅”观点，即所有事物都应该看起来自然，这也是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反映出个人风格很重要。[1795]

布克哈特还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名声的理念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尽管其他学者并不赞成，认为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体现了同样的心理。然而，彼得·伯克发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暗示自信、竞争和渴求名声的词语很常见，例如：赶超、竞争、荣耀、对抗、嫉妒、荣誉、羞愧，尤其是勇敢或价值。[1796]布克哈特本人发现了“单一”和“唯一”作为赞美词的新用法，例如，瓦萨里这样说：“对抗和竞争是值得称赞的东西。为了获得荣誉和荣耀，一个人通过对抗和竞争以巨大的努力去征服和克服比自己更著名的人物。”[1797]名声崇拜一般被看作是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产物之一。“对古代的研究让我们重新接触到异教徒普遍持有的个人荣誉的概念（‘用行动扩大声望是美德的任务’，《埃涅阿斯纪》10.468—469），记录这一成就的古典作品能够幸存，其本身就有力地证明：当代的努力可能经得住同样的考验。”[1798]威廉·克里根和戈登·布雷登说，有一种“眩晕”感与个人主义相联系，并且他们引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我深信：大胆冒险胜于谨小慎微，因为命运是女人，如果想控制她，就必须鞭打她、同她较量。”[1799]

与所有这些相联系的，是对成就而不是对出身的重视，这是中世纪以来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在中世纪，出身的价值决定一切。与它相关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人是理性审慎的动物。在意大利语中，表示“理性”的词是“ragione”，该词有很多使用方法，但都有计算的意思。商人称自己的账簿为计算之书。位于帕多瓦的“理性宫殿”过去是法院，因为公正涉及计算。在艺术中，“ragione”指比例或比率。动词“ragionare”如今在意大利语中表示“说”，反映了人在说话中讲道理（和计算）的事实，这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正如我们所见，计算在12世纪后开始出现在各行各业中，深深根植于文艺复兴。布克哈特让我们注意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以及罗马教会的预算。[1800]在14世纪末之前，时间一般划分成一天中的各个部分，而用“万福”计算较短的时间长度，一个万福指说“万福马利亚”所用的时间。然而，15世纪下半叶，公共时钟在博洛尼亚、米兰和威尼斯出现，随后携带式钟表很快就被发明了。在安东尼奥·费拉莱特的理想国斯福尔金达城，连学校都有闹钟。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在关于家庭的论文中说，时间是“宝贵的”，并且表现出对懒惰的憎恶。[1801]实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费拉莱特在其理想国中甚至宣布取消死刑，认为如果迫使罪犯从事别人都不乐意做的、令人不快的工作，他们会更加“有用”。这是残忍的，但它是一种计算。

就教育有助于人的计算而言，人们认为学习提高了人的尊严。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尤其关注他们所谓的人类境况。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是变得尽可能理性，因此文法、修辞、历史、诗歌和伦理学在佛罗伦萨被称为人文学科，因为它们有助于使人更完善。自我认知是人自身完善所必不可少的。[1802]这导致了新的教育观念，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复兴的概念：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学术，还应理解为培养良好公民，这是古老的古典思想，即完善的个体自然会参与城邦生活。中世纪的人文主义远离世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公民人文主义，因此代表了重新发现古典的另一个方面。[1803]

我们不能夸大这些变化，同样也不能贬低它们。文艺复兴有其消极的方面：街头暴力，激烈的、长期的家族仇恨，政治派系斗争和恶毒残酷的行为。海盗和土匪有时十分猖獗。巫术和魔鬼崇拜激增，甚至罗马教皇批准的行刺也并不少见。教会这个“西方的根本制度”似乎有时也在精神上破产了。[1804]这是财富的快速积累和传统价值观的崩溃造成的吗？它是个人主义泛滥的副产品吗？现在有人怀疑个人主义是否就像布克哈特所说的，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新的或相当普遍的思想。实际上，在晚年，布克哈特自己也开始怀疑这一点。[1805]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还有一个领域可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但相比之下，中世纪的观念是，人是堕落的不幸的生物，在世间等待、期待着某处有天堂存在；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更关注此时此刻，关注现世的可能性、乐趣和机遇，关注在人世间可以实现的一切。[1806]几乎同样的是，对冥想生活和清贫的痴迷被对积极生活的热爱和对财富的赞美所取代。例如，语文学家、辩论家和古文物研究者波焦·布拉乔利尼的对话体著作《论贪婪》，是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罪恶的东西的辩护。他说，人的生产必须多于他的需求，否则“所有城市的辉煌都会消失殆尽，上帝崇拜及其装饰均会逝去，不会有教堂或拱廊的建造，所有的艺术都会终止完结……城市、联邦、省份、王国不正反映了公众对贪婪的崇拜吗？”[1807]文艺复兴的另一个创新是炫耀性消费，其本身就是一种计算，因为它对个人的名誉和声望产生了影响。科西莫·德·美第奇说，他“曾经”所犯的最严重错误是没有提前十年开始花钱。[1808]

尽管布克哈特放弃了个人主义，他仍忠于自己的论断：意大利是“现代欧洲诸子中的长子”。文艺复兴时期世俗世界急剧扩张，但基督教信仰还没有撤退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