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个通俗本。然而，他没有背弃基督教，仍留出时间翻译《圣经》（一页是希腊语，对页是拉丁语），以及教父们的著作。

1509年，英王亨利七世去世。伊拉斯谟的朋友们写信给他并且催促他来英格兰，希望他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得到提拔。正在意大利的伊拉斯谟马上出发去英格兰，在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时，他构思出了后来成为他最著名的作品《愚人颂》。这部讽刺僧侣生活的作品是当他再次在托马斯·莫尔爵士家中居住时花一周写完的。作为感谢，伊拉斯谟将作品题名为《愚人颂》（Moriae Encomium）（希腊名词Moria“愚人”与莫尔的名字More很相似）。该书于1511年出版时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1517年的一个版本中，十八岁的小汉斯·霍尔拜因在空白处加上了一组插图，从而使这本书无疑成为史上最精美、最有趣和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还激发了一整套讽刺作品类型的出现，包括拉伯雷的作品。该书的“幽默”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严厉的，因为伊拉斯谟痛斥了僧侣的怠惰、愚蠢和贪婪。但以时代精神来看，他的语气恰如其分，因为读者与他一起大笑的同时，并没有严肃地质疑自己的信仰。愚人在中世纪故事和戏剧中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伊拉斯谟描绘的正是这种类型。正如彼特拉克提供了两个讯息（美学和柏拉图），伊拉斯谟也提供了两个讯息：古典文学是知识和情趣的高尚的、值得尊敬的来源；教会越来越无知、自负和偏狭。[1788]

宽容，尤其是宗教宽容，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特殊方面，具有长期的影响，克罗图斯·鲁比亚努斯、乌尔里希·冯·胡滕和米歇尔·德·蒙田都是杰出的人物。鲁比亚努斯和胡滕所写的《蒙昧者书简》经常被称作是斯威夫特之前最辛辣的讽刺作品。它的来源很复杂。德意志犹太人约翰·普费弗科恩皈依了基督教。像很多皈依者一样，他对自己的新信仰非常狂热，并且建议强迫那些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光明的犹太人都进入基督教教堂，并且禁止借贷和收取利息。他还希望焚烧除《旧约全书》之外的所有犹太作品。因为他过去的身份，普费弗科恩的观点受到了重视，并且很多德意志教士和学者的观点都得到详细的讨论。其中一位是约翰·罗伊希林，他对这一主题思考后说，正相反，犹太作品整体上应受到赞扬，尽管他承认应摒弃一些神秘主义作品。因此，他没有支持普费弗科恩的观点，反而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并且建议在所有大学设立希伯来语教席，“以便非犹太人可以更好地了解犹太作品，也更宽容犹太作品”。[1789]这一言论激怒了世界各地的反犹分子，但罗伊希林也收到了很多著名朋友的来信支持，他以《名人书简》为题出版了其中一些信函。正是这部作品启发鲁比亚努斯和胡滕撰写了一部讽刺迫害罗伊希林的人的作品。《蒙昧者书简》于1515年出版，假称收集了地位较低的教士和无知的教徒写给一位真实人物奥尔登·格拉提乌斯的信函。他是一位重要的德意志多明我会教徒，集中体现了当时经院哲学家的偏执和迂腐。《蒙昧者书简》一方面突出粗俗和荒谬（醉醺醺的教士问，向犹太人致礼是不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什么时候鸡蛋能孵出小鸡，成为鸡肉，因此在周五禁食），但它主要抨击的是经院哲学家的迂腐，此后经院哲学家再也没能恢复其昔日的声望。[1790]

人文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成就/影响在教育。其胜利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古典异教的语言和文学成为课程基础，它的突出地位在很多地方至今仍然存在。这种古典课程首先在意大利的大学中被采用，从那里传到巴黎、海德堡、莱比锡、牛津和剑桥。人文主义课程是由伊拉斯谟引入剑桥大学的，将其引入德意志大学的是阿格里科拉、罗伊希林和梅兰希通等人。伊拉斯谟提倡在整个欧洲进行人文主义教育，在英格兰得到了托马斯·莫尔和罗杰·阿斯卡姆的支持，在法兰西得到了勒·费夫尔·代塔普和纪尧姆·布德的热烈支持。在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下，大学变得对科学尤其是数学越来越宽容。医学也得到了传播，这一点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

1517年，即小汉斯·霍尔拜因为《愚人颂》添加插图的这一年，马丁·路德将其抨击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了维滕贝格教堂的大门上。虽然伊拉斯谟赞同路德对教会的很多担忧，但两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1517年初，在采取其决定性行动的几个月之前，路德写了以下有关伊拉斯谟的话：“他对人的关怀比对神的关怀多得多。”对一个人文主义者来说，这是拐弯抹角的恭维话。

与路德不同，伊拉斯谟知道对教会批评过火只会造成双方不妥协，这种僵持不会带来任何发展，并且实际上可能阻碍双方都想看到的那种变化。下面是两人之间的书信来往，体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并且触及人文主义者试图实现的变化的根本。“您好，”路德写道，“我们经常彼此交谈，伊拉斯谟，我们的荣耀和我们的希望，然而我们并不相互了解。这难道不令人惊奇吗？……有谁的内心深处未被伊拉斯谟穿透，有谁未受到伊拉斯谟的教导，有谁未被伊拉斯谟主宰？……因此，亲爱的伊拉斯谟，如果能让您高兴，也学着去了解这个信主的小兄弟吧；他一定是您非常热切的朋友，尽管他由于无知，理应被埋在一个角落里，甚至不为您的太阳和气候所知。”伊拉斯谟的回信巧妙但极其清楚：“亲爱的兄弟，您信中透出的热切和流露出的基督教信仰，令我感到非常愉快。您不知道，您的作品在这儿［鲁汶］造成了多大的骚动。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这些人消除这样的疑问：您的作品由一个助手写成，并且他们认为我是你们这一群人的领导人……我已经向他们证明，我完全不认识您，没有阅读过您的作品，不赞同也不反对任何事情……我试图保持中立，以便能尽我所能地促进学术复兴。并且在我看来，谦逊有礼比热情冲动所取得的成就更大。”[1791]

路德在1520年被绝罚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请求伊拉斯谟支持路德，但他回复说自己没有殉教的力量，如果发生“骚动”，“我会效仿彼得”。

但是，尽管采取中立态度，伊拉斯谟还是未能完全避开这场争论。偏执的天主教徒指责他产下的蛋“被路德和茨温利孵化”，并且《愚人颂》被列于“禁书目录”，伊拉斯谟也被特伦托公会谴责为“不虔敬的异端”。换句话说，他在两个阵营都不受欢迎。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尽管如此，仍是悲剧性的。伊拉斯谟曾过着，或试图过人文主义者的理想生活。这样一种人相信精神生活，相信美德可以建立在人性之上，相信宽容与狂热的信仰一样都是美德，相信深思的人可以成为好人，熟悉各个时代作品的人可以在自己的时代过得更幸福，而且更公正。

在之前的一章中，我们了解到拉丁学术的兴起如何促进了欧洲的统一。在后面章节将要论述的宗教改革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例如，路德无可争辩地是德意志人，毫无疑问亨利八世是英格兰人。伊拉斯谟之后的一些学者（利普修和格劳秀斯）和他一样都是世界主义者，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拉斯谟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欧洲人。

乔尔乔·瓦萨里（1511—1574）认为，佛罗伦萨文艺复兴应归因于人性的变化。他认为，竞争、嫉妒、追求荣耀和名望促使这座城市发生变化，资产阶级商人和银行家的生活节奏更快了。现在，我们更倾向于把这些感觉和行为方式看作是变化的表现而不是原因。不过，这种新思想确实需要做进一步探讨。

例如，艺术家是天才和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