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典神话却获得了新生和尊重，作为生活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人们的宗教真理而被接受。人们甚至期待一个宗教由基督教和柏拉图混合而成的新黄金时代。[1778]

在这背后，不可低估财富累积的重要性。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可以说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悬浮于信仰与知识之间。由于中世纪超自然主义的桎梏开始放松，世俗的和人类的利益变得更加突出。个体在世上的经验事实变得比虚无的来世更令人感兴趣。人们对上帝和信仰的信赖在减弱。现实世界本身成为目的，而不是为未来世界做的准备。”[1779]财富的积累显然促进了这个变化，该历史学家还强调该变化是思想史上的三大变化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公元前600年左右伦理一神教的到来……和19世纪中期达尔文带来的变化”。就此而言，文艺复兴可理解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发展元素，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新思想。这三个元素是人文主义、资本主义和美学主义运动，对美的狂热崇拜导致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艺术爆发。资本主义现在不仅被理解成一种经济形式，还被理解成一种自我表达形式。如果没有人文主义者“现世”第一的思想，那么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完善的；并且如果没有早期资本家积累的巨大财富，那么艺术的激增也是不可能的。

人文主义更关注的不是重新发现古代科学，而是重新树立一套异教价值观，即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世俗价值观：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正如彼特拉克最先认识的，这一态度已经被遗忘了一千年左右，因为基督徒接受了奥古斯丁对“过度沉溺于”世俗利益的警告，害怕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凡人之城而不是上帝之城）。[1780]然而，古人更感兴趣的是此时此地幸福、丰富的人生，而不是他们灵魂的永恒命运。例如，古典哲学关注的更多是现在如何成功地生活，而不是来世。人文主义者接受了这一观点。例如，伊拉斯谟说：“任何虔诚且有助于良好举止的事物都不能被称作是渎神。居于首位的必须是《圣经》的权威；但尽管如此，我有时发现古人，不，甚至是异教徒，不，甚至是诗人，他们说的和写的一些东西是如此纯洁、虔诚和神圣，以致我不得不相信，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受到了神的启示……向朋友们坦白承认，我阅读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时忍不住亲吻书本。”[1781]伊拉斯谟借他创作的一些人物之口说，像圣徒苏格拉底或圣徒西塞罗这种头衔并不是亵渎神明。

人文主义理想的中心是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意大利出现了新的贵族，具有审美情趣、受过教育，而不是建立在继承的特权、土地，甚至金钱的基础之上。它源自文化欣赏以及艺术和学术成就，并且它最重视的是自我表达。文艺复兴时期可能是美学理论最兴盛的时期（虽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18世纪更关注这一方面，见第29章）。人们认为诗歌和艺术包含了世界和谐的秘密。第19章将更全面地论述这一点。

在中世纪盛期，思想革命表明，古代的权威之间彼此有分歧，而且这些权威尽管没有《圣经》，仍然过着充实的生活。同时，生活是按社区组织的：信众、行会和大学。时钟、火药、瘟疫等带来变化之后，随着财富的增长，个人主义开始超出了大教堂和大学的“学术”界。此外，因为黑死病对教会的冲击，古老中世纪的经历（神职人员常常受到较好的教育）也中断了。印刷品和默读出现时，个人主义的传播差不多完全实现了。个人主义加上财富，无论是它帮助创立了资本主义还是自身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产物，一起成为现代生活方式的首要元素。但丁、彼特拉克、马基雅维里和蒙田以不同的方式撰写关于思想自由和个人表达的文章，文章中经常夹杂着一种对基督教思想的怀疑主义。[1782]印刷术发明之后，民族文学的兴起取代了统一性，促进了多样性的产生。正是这些信仰决定了文艺复兴的思想性质。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中，彼得罗·蓬波纳齐（1462—约1525）的哲学思想很典型。他断定亚里士多德哲学不能证明灵魂的独立存在。尽管他没有否认灵魂的不朽，但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因此，建立在死后奖惩基础上的伦理学体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相反，他认为我们应构建一个与现世有关的体系。“美德本身就是对美德最好的奖赏，”他说，“而邪恶是对邪恶最好的惩罚。”宗教权威不赞同蓬波纳齐的观点，他得以逃脱火刑是因为他和枢机主教彼得罗·本博（1470—1547）的深厚友谊，本博本人是异教/古典思想的崇拜者。但是，蓬波纳齐的著作被焚烧。

不过，他的哲学说明了观念如何在开始发生变化，并且这一变化包括了某种怀疑主义的增长。伊拉斯谟、皮埃尔·拉米斯（1515—1572）、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皮埃尔·沙朗（1541—1603）、弗朗西斯科·桑切斯（1562—1632）和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都可以称作怀疑论者；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与休谟或伏尔泰的怀疑论方式相同，他们都反对经院哲学家的迂腐、神学家的独断和神秘主义者的迷信。伊拉斯谟说，阅读敦司·苏格徒的作品令他感到“生气和厌倦”。[1783]（这种怀疑主义，用理查德·波普金斯的话来说，是17世纪思想的“第三大力量”，这将在第25章中更全面地论述。）

伊拉斯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和学者、卓越的拉丁文学家和四处游历的怀疑论者，还是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正如阿奎那是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伏尔泰是最著名的理性主义者一样。[1784]伊拉斯谟于1466年生于荷兰，他的思想主导了一代欧洲思想界。他的一个朋友曾说：“我在公共场合被认出是收到伊拉斯谟信函的人。”[1785]他的母亲和父亲在他十几岁时就去世了，他的监护人将他送入修道院。这本来可能是没有前途的，但1492年他成了一位神父并搬到了康布雷主教的宫廷，并且后来实现了他的目标：进入巴黎大学。然而，他大失所望，因为一到那儿，伊拉斯谟就发现这座伟大的学府声望已经大大下降，并且经院哲学家的争论枯燥僵化，专注于枯燥乏味的细节，在敦司·苏格徒、奥卡姆的威廉和阿奎那之间纠缠不休。这座大学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1786]

如果说巴黎对伊拉斯谟的发展影响是负面因素，那么1499年到英格兰访问使他的人生从根本上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他在英国遇到了托马斯·莫尔、威廉·格罗森、托马斯·利纳克尔、约翰·科雷特以及其他英格兰人文主义者。对伊拉斯谟而言，这些虔诚，甚至禁欲的人物是古典学者和虔诚基督徒的完美结合。他认为，他们是宽厚仁慈之人，坦率地追求真理，没有沾染上巴黎经院哲学家那琐碎的争吵和沉闷的自我辩护的习气。在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家中，他发现了他开始认识到的一生的事业追求：基督教和古典的协调。当然，不是阿奎那所理解的、主要包括亚里士多德正典的古典，而是以柏拉图为中心的新发现。对伊拉斯谟来说，柏拉图、西塞罗以及其他伟人是一种启示。“当我阅读这些伟人的一些段落时，”他写道，“我几乎禁不住地说，圣徒苏格拉底啊，请为我祈祷吧！”[1787]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他从英格兰返回时，尽管已经三十四岁，还是开始学习希腊语，以便能够阅读深爱的经典原作。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希腊语。而后便开始了他生命中最激昂的时期，他翻译和编纂了古典作品。1500年左右，他从拉丁古典作品中收集了大约八百条格言和谚语，出了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