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俗的到来：资本主义、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

的研究《欧洲霸权之前：1250至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她认为在13世纪，“各种各样的原始资本主义体系共存于世界各地，没有哪个体系有足够实力超过其他的体系”。[1769]她继续说道，14世纪的黑死病是影响远东地区贸易体系的不利因素之一，但它对欧洲贸易体系的不利影响小得多，而且也有助于解释西方的崛起（这些论述在第15章介绍过）。瘟疫可能起了作用，而且是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纯粹的经济分析忽略了14世纪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同时开始的心理变化和思想变化的作用。这就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和个人主义的迅速发展。

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是彼特拉克（1304—1374）。彼特拉克的成就在于，他是认识到“黑暗时代”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的一千年左右是古罗马及之前古希腊的辉煌之后的倒退。追溯起来，彼特拉克关于征服阿非利加的西庇阿的诗也预示了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Poterunt discussis forte tenebris

Ad puram priscumque iubar remeare nepotes

Tunc Elicona noua reuitentem stripe iudebis

Tunc lauros frondere sacvas;tunc alta vesurgent

Ingenia atque animi dociles,quibus ardour honesti

Pyeridum studii ueterem geminabit amorem.

“那么或许，随着黑暗的驱散，我们的后人能回到纯净而古老的光明中去。然后你会看见随着万物复苏，赫利孔山又是一片绿色；神圣的月桂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然后伟大的天才会再一次崛起；善于接受的灵魂对真诚研究缪斯女神的热爱，会重复着古老的爱。”[1770]

当然彼特拉克是幸运的，他生活在一个中世纪学者的努力已经开花结果的时代，因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古典著作渐渐被恢复、被翻译。但是彼特拉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这些古典著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托马斯·阿奎那为首的中世纪盛期的学者，集中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尝试把它们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彼特拉克的创新是双重的。他关注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逻辑，也不是新知识的基督教内涵，而是根据其自身的情况把古代诗歌、历史、哲学等理解为早期文明“光彩夺目的楷模”，它们也理应被这样理解。他觉得欧洲只是忘记了这个伟大的早期，他开始就这个时期本身来理解它的想象力。理查德·塔纳斯说：“因此，彼特拉克开始了欧洲的再教育。”[1771]

在他生活的世界里，就连彼特拉克也相信基督教是一切思想的神圣成就。但是他强调生活和思想不是一维的，古典世界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是基督来到世界之前人们可接触到的最高的生活形式。在鼓励他的同时代人追溯历史时，彼特拉克因此鼓励了重新追寻失去的古典著作。在这一点上，西方很幸运，因为这和君士坦丁堡发生变化的时期一致。由于土耳其人入侵的威胁，很多学者离开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在1453年陷落），前往西方，尤其是意大利，随身带着许多著作，特别是希腊语版柏拉图的《对话录》、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以及很多其他柏拉图传统的作品。这是彼特拉克的第二个贡献，他促进了柏拉图哲学的复兴，这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哲学在12世纪时的复兴。实际上，虽然彼特拉克总是着迷于柏拉图，但在他生活的14世纪，新手稿还未到达西方。直到15世纪早期，希腊原作才真正出现（1450年之前，西方很少有人懂希腊语）。那时，只能靠其他人文主义者，如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等人发展彼特拉克的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介绍给他们的同时代人。

亚里士多德学说有益于学术思想的发展，而柏拉图主义为人文主义者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适合他们正试图引发的变化。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的灵魂是神的形象和肖像，用威廉·克里根和戈登·布雷登别出心裁的话来说，即“知识的神性”。更为重要的还是这样的观点：“美是寻找终极现实的一个基本部分，想象力和洞察力在这一寻求中比逻辑和教条更重要，人可以获得对神圣事物的直接认识。这些观点对正在欧洲成长的新思想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772]最重要的是，柏拉图的流畅文体比亚里士多德纯粹的随笔更具有吸引力，而后者正是12世纪复兴的基础，并且也帮助塑造了新思想。很多人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描写是极其不准确的。科卢乔·萨卢塔蒂和尼科洛·尼科利两人都认为，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优秀，认为苏格拉底的雄辩术才是应追求的理想。而列奥纳多·布鲁尼歌颂人文主义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西塞罗华丽文体的著作成为畅销书：他的牛皮纸手抄稿有两百五十份流传至今。[1773]汉斯·巴隆将布鲁尼的《同彼得·保罗·希斯特鲁姆的对话》称作“一个新时期的出生证明”。[1774]

当时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阿奎那之后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学者对阿奎那和其他中世纪大师观点的琐碎细节的争论导致经院哲学不断僵化，逐渐在大学中变得荒谬刻板。因此，15世纪下半叶，当一所柏拉图学院在佛罗伦萨城外建立时，它没有设在大学中，而是在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私人赞助下，由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一位医生的儿子担任院长。正是在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式的环境中，学术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在柏拉图的诞辰之日会举行大型盛宴，并且任何时候都有一支燃烧的蜡烛照耀着他的半身像。[1775]费奇诺最终将整个柏拉图文集翻译成拉丁文。[1776]

在柏拉图主义或新柏拉图主义中，人文主义者发掘出一条古老的精神河流，它与基督教自身一样古老，并且两者在很多方面没什么不同。这一认识反过来对信仰产生了新的理解。基督教或许仍是上帝对世界旨意的最终形式，但柏拉图主义的存在本身意味着，基督教并不是这一深层真理的唯一表达方式。因此，人文主义者没有止于希腊文学。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实际上位于城外的卡雷吉）提倡学习所有理性的、精神的和富于想象力的作品，不管这些作品在哪里发现，包括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本、琐罗亚斯德教、希伯来语的喀巴拉作品。关键一点是，在包括普罗提诺和柏拉图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时代，整个世界都弥漫着神性，一切事物都带有“超自然的”品质，自然实际上被赋予了魔力；上帝的旨意可以通过审慎的解读来了解，上帝的讯息通过数字、几何学、形式，尤其是通过美被昭示。柏拉图主义教授的是一种对世界的审美理解，也有助于解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繁荣和艺术家地位的提高。马尔西利奥·费奇诺写了《柏拉图神学》一书，他在书中说道，人“和造物主几乎是一样的天才”。[1777]

而且由于柏拉图主义最重视美学，所以那时对想象力的赞扬超过了对密切观察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式美德的赞赏。人们认为上帝通过数字、几何学和直觉启示给天才的形而上学真理提供了更多获取终极知识的途径。因此，占星学、星座和十二宫，以及它们的神秘数字命理学被复兴。古老的希腊—罗马众神不具有犹太—基督教上帝那种崇高的地位，但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