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成就是《惯例》，它是弗里德里希一世皇帝于1158年11月在隆卡格利亚颁布的学术法规，很明显这是应大学学者的要求，并且得到了教皇的批准。其学术意义之重大，远远超出了初衷，形成了一个与历史悠久的教士特权相抗衡的学术特权体系。[1652]事实上，《惯例》从此被奉为学术自由的开端，“就像《大宪章》成为英格兰自由不可或缺的参考点一样”。[1653]起初，它是国王壮大世俗律师力量用以对抗教会律师既得利益的尝试，这加剧了叙任权之争。在《惯例》中，皇帝被看作上帝的使节或仆人，这一信条反映了君权神授而不是以教会为媒介的思想。[165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用以否定教皇对于大学的任何权力。[1655]

教权/皇权之争使多个意大利城市的社会冲突加剧，博洛尼亚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促进了互相保护的团体的成立，即塔式群体或兄弟会。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博洛尼亚建立了学校，这也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特殊性（由学生控制）的原因。博洛尼亚学生大学的理念极大地得益于意大利当时的公民意识。在一个因为战争而支离破碎的国家，这是宝贵的财富。在为公民提供人身保护的状况下，非公民缺乏这样的保护，容易受到伤害，很自然地，来自外国的法学学生只能联合起来形成保护性组织，或叫“universitas”。后来，这些团体又进一步分化成民族性团体，由主事领导。[1656]

如果教权与皇权的斗争是赋予博洛尼亚大学特殊性的一个因素，那么另一个就是经济因素。博洛尼亚意识到城市中大学带来的经济优势之后，很快出台了禁止学者离开大学去往别处的法律。[1657]学生意识到这赋予他们的权力后，在1193年成立学生公会作为回应，意图建立一个由学生全面控制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契约安排被有组织的（往往很强势的）学生公会取代。这一安排如此成功，以至于学生公会最终得到博洛尼亚公社和教廷的承认。[1658]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存在“学生权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量博洛尼亚法学学生比现在的学生年龄大。许多人二十五岁，一些人将近三十岁。很多人在来到博洛尼亚大学之前已经获得文科本科学位，不少人享有教会俸禄。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法律学习可能要长达十年，由于享有俸禄，许多人很富有，因此他们的存在是城市事务中举足轻重的经济因素。[1659]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着大学生活。学生在学年开始前的几个月对教师进行选举，被选上后，教师必须宣誓服从。讲座即便耽误一分钟，或超出了规定时间，教师就要被罚款。[1660]学期开始，学生和教师要对日后的课程达成一致，学期中每两周为一个单位，这样学生能够了解什么时候该教什么。学生不断评估老师的表现，可以对任何低于他们标准的人进行罚款。[1661]所有老师必须吸引至少五名学生来上课，如若不能，就被视为旷课而罚款。如果一位老师出于某些原因不得不离开城市，就不得不缴纳保证金确保能返回。[1662]随着其他大学纷纷创立，博洛尼亚大学发现，这种严格的体系正在失去吸引力，至少对教师而言。因此，从13世纪晚期，它开始为教师支付薪酬，学生权力从此渐渐丧失。[1663]

讲课的形式也在12世纪确立。课本以《圣经》为开篇，从四个角度进行学习：主题、直接目标、根本目的、从属何种哲学流派。在解释单个词语和词组之前，老师先讨论这些方面，整个过程被称为诵读或阅读。一开始，学生不被允许记笔记，但是随着课题越来越复杂，记录下老师所说的话就有必要了。

博洛尼亚大学校在中世纪被多次关闭。原因很多，从瘟疫到教皇的禁令，不一而足。考虑到教会法和民法（律师）之间固有的冲突，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直接结果是一些分校的创立：维琴察，1204年；阿雷佐，1215年；帕多瓦，1222年；锡耶纳，1246年；比萨，1343年。

巴黎大学校是仅次于博洛尼亚大学校的第二古老的大学校，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最主要的专业是神学。“巴黎大学提供了欧洲历史上大学自治与教会控制之间斗争的最早、最引人注目的例证。”[1664]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大学自由构成的最直接的阻碍是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司铎和教士会。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可追溯至11世纪，坐落于被称为回廊的封闭区域，是该学校最原始的起源。“随着这些学校声誉日隆，许多外面的学生加入进来，学校秩序开始混乱。当主教和教士会限制在回廊的学习机会时，学生就转移到塞纳河左岸，今天的拉丁区。到12世纪，塞纳河桥上和周边分布了许多神学、文法和逻辑学学校。”[1665]

与博洛尼亚大学不同，巴黎大学从一开始就是教师主导的大学。巴黎的学者聚集在巴黎圣母院周围，对他们的教士身份很满意，因为这给他们带来了特权和独立（他们免于缴纳某些税，也不需要去军队服役）。这意味着巴黎大学是一块自治飞地，受到国王和教皇的双重保护。巴黎城区的这种自治解释了其在神学方面的显著地位，后来又将它置于学术自由辩论的最前沿。[1666]就像在博洛尼亚大学，法兰西卡佩王朝的国王们很快认识到这些从事学术的人产生的经济价值，因此，从一开始就对学生和老师采取了宽容和积极的态度。[1667]

在巴黎大学，人文学科规模是最大的。实际上，因为巴黎太大了，来自每个国家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学校，由校长收取费用。这些学校基本上坐落于塞纳河左岸的福阿尔街。这些不同的学校（法兰西人、诺曼底人、庇卡底人、英格兰人、德意志人）播下了学院思想的萌芽。百年战争对巴黎大学打击沉重，国外学生大量流失。部分由于这一原因，其他地方纷纷创办大学：西班牙、不列颠、德意志、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

英格兰早期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大学之处是，它们诞生于没有大教堂的市镇。[1668]从某种程度上说，牛津大学在牛津诞生纯属偶然。在12世纪，英格兰有很多地方本可能诞生大学校，例如，在林肯、埃克塞特和赫里福德都有很好的教堂学校。约克和北安普敦也很有可能。[1669]一种理论认为牛津大学是在1167年左右由一群从巴黎大学出走的学者创办的。[1670]另一种理论认为，一开始，北安普敦的学校非常出色，但是所在的市镇很不友好，所以学者一起离开，并在1192年左右撤到了牛津。牛津交通方便，是连接伦敦、布里斯托尔、南安普敦、北安普敦、贝德福德、伍斯特和沃里克的枢纽。[1671]

也有可能，某些人会说很可能，是北安普敦的学者被牛津已有的杰出老师所吸引。他们包括：1117年的特奥巴尔德斯·斯坦潘西斯，也许他早在1094年就在牛津了；1133年的罗伯特·普伦，他的老师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蒙茅斯的杰弗里，他于1129至1151年居住在牛津。[1672]“能证明牛津存在一些学科和大批老师与学生的最早证据来自威尔士的杰拉尔德的叙述，约1185年他在与会学者面前朗读了他的《爱尔兰地形》，整个过程长达三天。在约1190年，牛津被一名当时［在镇上］学习的来自弗里斯兰的学生形容为学习公社……到该世纪末，牛津有着包括莫利的丹尼尔和亚历山大·内科姆等知名学者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这一点。”[1673]基本上，牛津大学是以巴黎大学体系为模型（即教师而非学生主导），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