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于僧侣的高层人物，发表了高尼罗的回应，并附上自己的辩驳。这场辩论表明，人们可以用“理性的”方法谈论上帝，可以将上帝与任何事物一视同仁，地位同权威并无太多关联。[1621]这是从未有过的。

推动早期大学发展的四个探索领域是医学、法律、科学和数学。中世纪鼎盛时代，医学和法律非常受欢迎。[1622]这些实用学科可以提供待遇优厚的职业和稳定的社会地位。“书写艺术”，即书信和正规文件的写作艺术，成为法律和修辞的专业化分支。应用法律、医学和书写艺术很快变成文学人文主义的天敌，因为它们反映了新兴大学实用的一面，与安静脱世的古典研究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最早的大学并非规划而成，它们的职业性本质来源于实际需求。然而，就科学而言，大学的产生并不顺利，或许出于教会对异端作家长久的不信任。比如，巴黎圣母院1164年上任的司祭皮埃尔·科麦斯特宣称，古典作家或许能为《圣经》研究提供有用的背景知识，但应该避免他们的许多“思想涌流”。约1200年，维勒迪约的亚历山大诋毁了13世纪中期之前重要的人文主义研究中心——奥尔良大教堂学校，把它视为“邪恶知识的温床……它使邪恶知识在民众中蔓延”。他坚持认为“人们不应当阅读任何违背《圣经》的东西”。[1623]

这种态度蔓延开来，13世纪早期，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成为攻击的对象。从逻辑学的早期研究开始，对亚里士多德著作，尤其是关于科学的“自然”书籍的翻译就在不断增多，直到他的著作成为不掺杂任何基督教思想的完整的哲学和综合体系。一位历史学家说，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再发现是“西方思想史的转折点……只有牛顿学说和进化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1624]在巴黎大学，思想上最激动人心和麻烦不断的学科理所当然是“哲学为王”的人文学科，“人文大师是思想动荡的永恒因素和思想变革的推动力量”。[1625]事实上，人文学科几乎成为大学中的大学，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引入后，教师们为此修改了课程计划。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引入课程没有问题，但他关于“自然”的书籍却很快引发了麻烦。1210年，巴黎地方主教会议要求停止巴黎大学所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他的著作既不能私下阅读，也不能公开教授，否则就会“受到绝罚的处罚”。[1626]教皇先后在1231年和1263年支持这道禁令，巴黎主教在1277年也再次给予支持。后来，私人研究被允许，但公共教学仍被禁止。教会设法施加给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禁令是前面章节所述的思想控制的又一个方面。

对思想的控制还有更多的手段。1231年，用通俗语言谈论科学问题成为应受处罚的违法行为，教会不愿让普通民众接触此类影响。但是，没有任何禁令是彻底的，毕竟，对某些人而言被禁的著作更具吸引力。亚里士多德在其他地方，比如图卢兹和牛津，就没有被禁。1242年，阿尔贝图斯·图托尼卡斯，即今天所称的大阿尔伯特，成为拥有巴黎大学神学教席的首位德意志人之后，禁令开始全面解除。阿尔伯特虽然强烈反对异端，却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非常感兴趣。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全集应当在全欧洲可以读到。阿尔伯特认为，通往真理的路有三条：解读《圣经》、逻辑推理和实践经验。后两者显然都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但他又添加了一条：在肯定造物主上帝在创造宇宙中作用的同时，坚持认为对自然过程的研究（按我们的说法）不应该被神学顾虑阻碍，因为在这些自然过程中，“只有经验具有确定性”。[1627]“自然科学的合理关注对象不是上帝按照意愿能做什么，而是他已经做了什么”，也就是说，“由于自然的内在原因”发生了什么事。[1628]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认识……就是理解事情的起因”。[1629]

在阿尔伯特身上，我们第一次隐约看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开始分离。阿尔伯特有着坚定的信仰，正是这种坚定的信仰使他思考，亚里士多德可以为传统信仰做什么补充，以丰富人们的理解。

然而，其他人却更加激进。例如，两位学者——布拉班特的西格尔（卒于1284年）和戴恩·波（拉丁名为“达契亚的波伊提乌”）对亚里士多德的集中研究产生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念，即“双重真理观”。巴黎大学对亚里士多德的禁令并没有波及巴黎的其他地方，这促进了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基础的哲学的发展。这两位学者最重要的创新是思考了一种可能性，即同一件事在哲学上是真理，在神学上却不尽然，这在当时甚至任何时代都是激进的，并成为将要产生的大分裂的前奏。波伊提乌特别指出，哲学家应该享受自己的智慧成果，探索自然世界（现世），但这些能力并不表明他有权探索如世界的起源、时间的开始、创世的秘密及事物是如何从无中创造的问题。因此像世界末日会发生什么、与天启而非理性相关的这些事情不在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真理有两个体系，分属于自然哲学家和神学家。就像阿尔伯特理解的一样，它区分了两种思想领域，代表了有关世俗世界思想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然而，教会中的许多人发现西格尔更加棘手，因为他似乎钟爱亚里士多德学说中更为令人不安的方面：世界和人类是永恒的，事物的行为由它们的本性控制，自由意志受到必然性的制约，所有的人类共有同一种“智力准则”。他在教学时拒绝讲明这些思想的蕴涵，但它们却一目了然：没有创世，没有亚当，没有末日审判，没有神圣天意，没有道成肉身、救赎和复活。[1630]这当然引起正统教会的担忧，也是亚里士多德被禁的原因（因为他的思想导向）。巴黎大学的另一位神学教授乔万尼·迪·菲登扎，又名波纳文图拉，尤其对亚里士多德感到不安。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虽然上帝是一切存在事物的第一因，但自然存在自身的因果，其运作并不受上帝的干预。[1631]对以波纳文图拉为代表的许多人来说，这样的推论指向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因此波纳文图拉试图修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而，当树叶变黄时，他可以说这不是因为自然过程，而是由于上帝植入树中的某些特性。

所有的这些表明，13世纪中期是巴黎大学经院神学的顶峰，在很多方面也是经院思想的顶峰，它的顶点是托马斯·阿奎那的综合。托马斯·阿奎那被称为“介于奥古斯丁和牛顿之间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是伟大的集大成者。阿奎那的杰出贡献是试图调和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但在本书的后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对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化比对亚里士多德的基督教化更有影响。阿奎那出生于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是一位伯爵的儿子，他自负、行事思考沉着从容，至少开始时容易被人低估。但他的老师兼导师大阿尔伯特欣赏他的天资，他也没有令人失望。

阿奎那认为，只有三种真理无法被自然原因证实，人们必须接受。它们是宇宙的创造、三位一体的本质、耶稣在救赎中的作用。[1632]除此之外，更具争议性和影响力的是，阿奎那站在亚里士多德一方反对奥古斯丁。传统上，正如奥古斯丁所称，由于人类的堕落，男人和女人生来就是为了在现世经受苦难，对幸福唯一真正的希望在天堂。但是，亚里士多德主张，现世，今生，给了人们无数快乐和幸福的机会，而“这当中最永恒可靠的是用我们的理性学习和理解所带来的快乐”。[1633]托马斯对此做出修改，认为我们在现世就可以利用理性“预尝”来世的滋味，享受相对的幸福。他说，自然世界“绝非是邪恶的”。[1634]当上帝用基督的道成肉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