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每个分支，甚至法律或医学，巴黎可以满足最有雄心的学生的一切学习愿望。”[1609]从12世纪的文献中，R.W.S.萨瑟恩找出了十七位巴黎学者，包括阿伯拉尔、艾伯里克、皮埃尔·海利亚斯、沙特尔的伊沃及伦巴底人彼得。

12世纪中期，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从诺曼底、庇卡底、德意志和英格兰来到巴黎。教学仍然在巴黎圣母院的回廊进行，但范围开始扩大，最先扩展到塞纳河左岸。乔治·迪比告诉我们，新教师在福阿尔街和小桥上租摊位从事教学。1180年，一位曾在巴黎求学的英格兰人为贫穷的学生建立了一所学院，一个全新的街区在塞纳河以南西岱岛的对面发展起来，巴黎大学从这些狭窄的小巷中诞生了。

学校以及后来大学中的知识生活与修道院差别很大。在修道院，知识生活与冥想（独自默想经文）没有什么区别，尽管修道院也的确试图建造高质量的图书馆：例如，德意志的富尔达收藏有两千本书供学者使用，克吕尼也有将近一千本，其中包括《古兰经》的一个拉丁文译本。但在沙特尔和巴黎，人们却进行辩论，教师和学生正面交锋，思想上像决斗的骑士一样平等。辩论结果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那样惊心动魄和不可预测，教师并不总是赢家。学校的课程仍然是中世纪早期确定的自由七艺，但此时“三科”被作为基础课程，或准备部分。“三科”的主要目的是为教士的首要职责做准备：能够阅读《圣经》，并对经文做批判性解读，以此提炼真理。然而，要做到这些，学生必须掌握拉丁文的精妙之处，出于这个原因，一些古典或异端作家，尤其是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成为学习的对象。学校的教学因此倾向于古典主义，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古罗马及整个古代的兴趣。[1610]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逻辑学随着亚里士多德译本的重新发现而重新抬头。“从12世纪50年代开始，重新发现的作品的拉丁文译本涌入欧洲学者的图书馆。”12世纪，逻辑学发展成“三科”中最重要的一科，一位教士甚至认为推理可以“为人类增加荣耀”。（人们当时所知唯一的柏拉图作品是《蒂迈欧篇》，但对其了解并不充分。[1611]）人们感到，逻辑学使人类逐渐参透上帝的奥秘成为可能。“人们相信，由于上帝所有的法则被掩盖和隐藏在模糊、有时甚至矛盾的表达中，因此逻辑推理有责任拨开迷雾，澄清矛盾。学生必须以文字为基础，发掘其深层含义。”[1612]逻辑的根源是怀疑，因为在怀疑中产生辩证推理：论证、辩论、说服（这是科学的另一个基础）。“我们在怀疑中探索，”阿伯拉尔说，“在探索中感知真理。”“旧式逻辑”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共性”，也是柏拉图思想的本质，即一切事物，比如“凳子”或“马”，都有一种理念形式。潜在的原则是，如果这些事物能够按系统的（逻辑的）顺序排列，上帝的意图就可以被理解。“新式”逻辑最先由巴黎的皮埃尔·阿伯拉尔（安德斯·皮尔茨在对中世纪学术的研究中将他称为“第一位学者”）提出，他认为《圣经》中许多章节都无法经受推理，因此人们不能仅仅接受它，而应当提出质疑。他强调，真正的思考应当反映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以三段论为基础，比如：所有的a都是b；c属于a；因此c属于b。阿伯拉尔的著作《是与否》通过找出和比较《圣经》中的矛盾段落，尽力调和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了这种方法。除了阿伯拉尔，普瓦捷的皮埃尔认为：“尽管信条的确定性是存在的，但怀疑、探索和讨论它们仍然是我们的义务。”曾在包括巴黎等多地求学的英格兰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将逻辑放在理解的中心位置：“正是头脑通过推理，超越感觉经验，并使它明白易懂，之后，又通过理智将事物与它们的神圣原因联系起来，理解创造的秩序，最终获得真知。”[1613]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逻辑”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词，许多趣味已不复存在。但在11、12世纪，它却远比现在生动而富有争议，它是怀疑的舞台，可以质疑权威，提供了用新的方式接近上帝的机会。

但是大教堂本身只是更大的社会变化的一部分，这一变化不仅促进了学校的诞生，更推动它们发展为大学。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大教堂存在于城市，城市既需要实用知识，也需要宗教知识。例如，由于对译自希腊和印度著作的阿拉伯书籍的翻译，数学得以广泛传播，并在教堂的修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世纪巴黎发明的飞拱，至少要将其构思部分归功于数学。人口越来越密集的新兴城市对律师和医生也有庞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也刺激了学校向大学的转变。[1614]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自由七艺的概念。[1615]对希腊人来说，人文学科的概念就是一个适合自由公民的教育体系，不过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版本：柏拉图式，从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角度，认为教育旨在培养高尚的道德和超群的智力；伊索克拉底式，倡导更适合社会和政治生活实践的课程。罗马人最先对人文学科进行完善，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的瓦罗在所编的《艺术九书》中确立了九门学科——文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第11章提到，5世纪早期，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创作了《语文学和墨丘利的婚礼》一书，这本名字怪异的书将瓦罗的九门学科减少了两门，使医学和建筑成为最早自成一体的行业。[1616]卡佩拉的分类法被广泛接受，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习惯上将自由七艺分为三科（文法、逻辑和修辞）和更高级的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艾伦·库班在对中世纪大学历史的研究中发现，公元1000年之前，四艺相比之下不受重视，因为人们认为它们在培养大量神职人员的读写能力时不太重要。“普通教会学生只需要掌握足够的算术技巧来计算变动的教会节日的日期，通常这就是他们学习的全部四艺知识。”[1617]教育主要是一种文学体验，对接受教育的教士的分析能力要求不高。（人们用蜡板教授写作。[1618]）主要学科从文法和修辞到逻辑的转变成为重要的知识转型，标志着教育体系从“以过去的知识积累和思维模式为基础，到从着眼未来的创造性探索精神中汲取力量”的转变。人文学科被当作是更高级别的学习，尤其是为神学的准备，这种观点我们如今看来是怪谈，这些学科至多跟神学擦边而已。[1619]但这却是希腊人文学科传统的一部分，反映了头脑应当通过对一系列学科的学习得到扩展，从而为在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国家中圆满生活做必要准备的观念。主要的不同是，神学在中世纪教育等级体系中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这种地位在希腊曾为哲学占有。

这种传统的另一方面是学校中鼓舞人心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即使堕落之后，人类也“能够在知识和精神上得到最充分的扩展”；宇宙是有序的，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理性的探索；人能够通过智慧、知识积累和经验掌控环境。[1620]人们相信，在天启的真理之外，人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几乎是无穷的。艾伦·库班认为这是西欧思想的重要转向。这明显体现在坎特伯雷大主教、意大利人安瑟伦（人们常称其为圣安瑟伦）和僧侣高尼罗的思想冲突中。安瑟伦寻求证据（合乎逻辑的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能够想象一个完美的存在，所以这种完美的存在（上帝）就一定存在；否则，如果它不存在，就一定有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完美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个文字游戏，在高尼罗看来亦是如此。他不以为然地指出，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座比任何岛屿都完美的岛屿，但这不意味着这座岛屿确实存在。这次思想交锋中重要的一点是，安瑟伦作为一个地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