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学术的传播和精确性的兴起

1144年6月11日，二十位大主教和主教聚集在巴黎的圣德尼教堂，为此而专门建造的祭坛与出席仪式的高级教士人数一样多。大多数主教并未到过这里，因此眼前的景象令他们大为震惊。毫不夸张地说，这座教堂的掌管者苏热尔院长创造了一千七百年来第一种完全崭新的建筑风格。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美学和思想突破。[1599]

传统上，教会建筑采用罗曼式风格。罗曼式建筑的基础是地中海东部的巴西利卡式会堂，这种建筑本来是为气候炎热的国家而设计的闭合式构造，一直以来都使用简单的材料。苏热尔新的圣德尼大教堂则另辟蹊径。他将自己对建筑的全新理解运用其中，结合最新数学原理，创造了一座恢宏的建筑，放弃了罗曼式教堂对水平面的强调，代之以垂直面和尖肋拱顶；建筑之外的“飞拱”支撑墙体，使广阔的中殿几乎可以脱离柱子的支撑；大量的光线从巨大的垂直窗户射入，照亮了之前一直黑幽幽的内殿和祭坛。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正门入口上方的彩色玫瑰花窗。缤纷的色彩和精致的蕾丝状图案，以及工匠在玻璃上描绘《圣经》故事所表现出的匠心独运，都令人叹为观止。

苏热尔本人虽然出身并不高贵，却是法兰西国王幼时的玩伴，这段友谊保证了他在宫廷的最高席位。后来，当路易六世参加一次最终失败的十字军东征时，苏热尔以摄政者身份很好地履行了职责。虽然身为本笃会修士，苏热尔却并不认同弃世是正确的道路。相反，他认为，在人间级别最高的教堂，应当展现卓越，反映它的崇高地位。[1600]“人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我个人最认同的是：一切最珍贵的东西应该首先用于弥撒圣祭。如果按照上帝和先知的旨意，金器皿、小金瓶和小金钵被用来收集山羊、牛犊和红色小母牛（出现于古代以色列的圣殿中）的血液，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用更大的热情捧出金花瓶、宝石及所有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来收集耶稣基督的血呢？”[1601]因此，1134至1144年，苏热尔彻底重建和装饰了圣德尼教堂，调用他能够支配的各种资源建造了这个新的礼拜场所。

苏热尔骄傲地将自己的成就写入《论上帝的管理》和《论献祭》二书中。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认为圣德尼教堂应当成为他在法兰西南部游历途中见过的所有美学创新的集大成者，并应当超越它们。他从伪法官狄俄倪索斯（这样的称谓来源于除了宣称自己是使徒保罗最初的希腊门徒之一以外，他还自称是雅典最高法院的官员之一）的神学中找到灵感，圣德尼教堂即得名于他。[1602]狄俄倪索斯习惯上被认为是一部中世纪神秘专著的作者，8世纪教皇将这部著作交给了圣德尼，其主要思想是上帝即光。根据这种神学思想，每个生命都受到神圣之光的照耀并将其传播出去，神圣之光按照上帝确定的等级顺序“倾泻而下，灌溉世间”。上帝是纯粹的光，所有生命体都根据内心的光辉对上帝之光进行反射。正是这种观念影响着12世纪大教堂的形态，苏热尔院长的圣德尼大教堂成为它们的先驱。[1603]

除了光的一般理念，苏热尔还用了一些新手法。教堂正面的两座锯齿状塔意在为教堂增添一种军事氛围，是军事化基督教和国王在捍卫信仰中的作用的象征。门廊有三重，反映了三位一体学说。玫瑰窗照亮了三座高高的礼拜堂，分别献祭圣母、圣米迦勒和天使。唱诗班席尽头有呈半圆形排列的礼拜堂（后殿），既能同时满足许多僧侣或教士做弥撒的要求，又增强了唱诗班席的照明，补充了来自玫瑰窗的光线。支撑扶壁设在教堂外侧，中殿四周得以形成回廊，沿回廊而建的是呈辐射状延伸的由自然光线照明的侧礼拜堂。这也可容纳更多的僧侣或教士做弥撒。但最重要的是，整座教堂如今开放了，尤其在苏热尔移去了圣坛屏之后，所有的一切都沐浴在同一处光源中，从而使整座建筑成为单一的神秘整体。[1604]关于光的神学不仅促进了彩色玻璃的问世，也奠定了新式教堂礼拜仪式中珍贵宝石和金属（珠宝、珐琅、水晶）的地位，它们主导着中世纪的艺术。宝石被认为有一种介导力量，甚至有一种道德价值，每种宝石都象征某种基督教美德。所有这些与光有关的物体都被用来帮助信徒（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会众）接近上帝。

苏热尔的成就或许超出了他的想象。1155到1180年间，努瓦永、拉昂、苏瓦松和桑利都建起了大教堂。受圣德尼大教堂玫瑰窗的启发，沙特尔、布尔日和昂热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构。很快，英格兰和德意志的主教们也效仿法兰西的大教堂。它们的辉煌在此后的一千年里都不曾消减。

早期的大教堂并不只用来做礼拜。经验丰富的主教允许行会在此开会，也允许其他世俗会议在此举行。许多当地人都参与了大教堂的修建，因此对它十分了解。在沙特尔，每个行会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彩色玻璃窗。[1605]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大教堂也变成了学校。大教堂吸引着市民，而修道院却从来没有，因为修道院都建在城市之外很远的乡村。城市中大教堂附近的区域通常称作“封闭回廊区”，尽管这里是开放的。这里是学生开始聚集的地方，同时还有艺术家和工匠。另外，大教堂学校不同于修道院学校。由于地处城市，大教堂学校更开放、更与现世相关，它们提供的教育也反映了这一点。在修道院，教学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一位年轻的僧侣受教于一位更年长的人。但大教堂学校却与之截然不同：一群学生围坐在一位老师的脚边。一开始，学生仍然以教士居多，学习也主要是一种宗教行为。然而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在世俗民众中，最终的工作是到民众中去成为教士，而不像在修道院那样与世隔离。

在这样的环境中，信息的传播比修道院更迅速，想要成为教士或学者的人很快就会知道哪些老师更有智慧，哪个人的书最多，哪个学校的辩论最活跃。当同时代人说到与众不同的学校时，经常提及某位名师。比如，“默伦学派”以默伦的罗伯特命名，“普瓦捷派”则指普瓦捷的吉尔贝尔的学生。[1606]这样一来，拉昂、沙特尔和巴黎先后提供了最好的教学机会。这个时候，“学者”一词成为在修道院或教堂“唱诗班中做礼拜”的所有人的统称。[1607]12世纪，学生数量激增，远远超出了教会需要的正常人数。

在这种背景下，至少在最初，学校教授的主要技能是拉丁文的读写、歌唱及散文和韵文写作。但不打算成为教士的新学生希望学到更实用的技能：法律、医学、博物学。他们也想学习辩论和分析，阅读当代的主要著作。

13世纪早期，巴黎拥有20多万人口，发展迅速，不再局限于巴黎大区。它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尤其是丰富的食物和酒，而且城市一百英里之内至少有二十五所著名学校。这培养了众多学生，其数量对刺激需求具有关键作用。市内也有许多教堂，它们的附属建筑经常为学生提供膳宿。曾在沙特尔和巴黎求学的伊普尔的埃弗拉尔说，在沙特尔的学校中，班里只有四个学生；而在巴黎，班上有三百人，都在大礼堂中。[1608]

仅巴黎的规模就能说明一切。到1140年，巴黎明显成为北欧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校，不过“学校群”比“学校”更贴切。它的声誉来源于，这里有许多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大师，正是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促进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到1140年，在巴黎几乎可以找到一切。当然，想要取得更高的教会法造诣，你需要去博洛尼亚；要了解最前沿顶尖的医学，你需要去蒙彼利埃；但在文法、逻辑、哲学、神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