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诺莎事件中打成平手。但这不等同于没有任何意义。亨利四世的负荆请罪给神圣王权的观念以致命一击，给欧洲的众多“诸侯国”带来安慰，并支持了教皇有权判决国王的观念。这毫无疑问强化了天主教会的政权，但同时，许多人，尤其是国王们，并不欣赏格列高利七世在使用或滥用权力时的专制和羞辱方式。格列高利七世的继任者之一乌尔班二世（1088—1099）开始寻求解决教皇与皇帝之间永久斗争的方式，尝试通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把欧洲统一在罗马身后。但他的统治风格也令许多人难以接受，所以此后出现了另一种风格的枢机主教——温和的外交官和官僚，他们的经验是，幕后的商讨比直接对抗更富于成效。因此卡诺莎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国王的地位，而且改变了教皇的统治。即便较为好战的教皇没有意识到教权的固有弱点，罗马教廷也意识到了。

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时也密切关注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穆斯林在8世纪攻占了伊比利亚半岛之后，被逐出家园的基督教贵族在比利牛斯山避难，他们用两个世纪的时间重新整合，到10世纪末，至少收复了部分失地。如果要完全摆脱穆斯林的统治，还需要四百年，到15世纪末才有可能。但是，在此过程中，基督徒接触到了伊斯兰教的吉哈德（圣战）思想，其教义是把为安拉而战死作为最高道德。[1558]基督教中，“正义战争”的观念始于希波的圣奥古斯丁，甚至更早，而希尔德布兰德就是一名热切的奥古斯丁信徒。此时，穆斯林正像统治西班牙那样统治着中东，基督在耶路撒冷的圣墓落在他们手中。这一切，连同重新统一东西方教会（作为对抗伊斯兰教威胁的有效方式）的愿望，促进了十字军东征思想的产生。[1559]

当然，原因不止这些。十字军东征是教会至高权力的最好体现，有利于南北欧的统一，理想情况下甚至可以确认罗马对拜占庭的统御权，可谓一石多鸟。然而，主教叙任权之争耗费了格列高利七世大量时间，使他无暇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这项任务落到了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的身上。他即位时，仍有更充分的理由证明十字军东征行之有效。它有利于消除格列高利七世改革造成的长期敌视，重新统一基督教世界。在德意志还未完全归附于罗马时，它有利于提高教皇的威信。它也很可能提升法兰西的威望，因为乌尔班有法兰西背景。由于叙任权之争，德意志人不太可能支持十字军东征，法兰西北部、英格兰及西西里岛的诺曼人也是如此。但是乌尔班二世了解，在法兰西中部及南部，许多领主及他们的封臣愿意借此机会获得外邦土地，并在此过程中拯救他们的灵魂。

因此，1095年，在法兰西中部举行的克莱蒙会议上，乌尔班二世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会议上，他向前来的骑士发表了热情洋溢、极具煽动性的演说，激发他们的虔诚信仰和对世俗利益的追求。他详述了突厥人统治下基督徒的遭遇，以及穆斯林入侵给拜占庭帝国和耶路撒冷圣墓带来的威胁。（注：在君士坦丁堡，尤其受到威胁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物藏品：荆棘冠、来自埃德萨的印有耶稣面孔的布、路加的圣母画像、施洗者约翰的头发等。[1560]）乌尔班二世用《圣经》中一个著名的短语来描绘巴勒斯坦，“流奶与蜜之地”。他提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想法：承诺为十字军战士的财产和家庭提供教会保护。他宣称，作为天国钥匙的守护者，他承诺“豁免”十字军的罪恶。[1561]这种想法很可能来自伊斯兰教中任何为信仰而战死的勇士都将进入天堂的保证。但是基督教的豁免观念很快扩大化，甚至被滥用，以至于在16世纪遭到马丁·路德的攻击并最终受到特伦托公会的抨击。到12世纪，天主教会的豁免制度不仅适用于十字军，还扩展到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的人。似乎正是这种做法造成了对教会的损害。14世纪，教会出售赎罪券已经不需要以十字军东征为托词，富人可以直接买通进入天堂的道路。[1562]人们加入十字军的理由极易被嘲弄，毫无疑问，许多人确实动机复杂。尽管如此，据说乌尔班二世的克莱蒙演说结束时，全场的骑士站起来，异口同声地叫喊：“这是上帝的旨意。”许多人从红袍上撕下布条，做成十字形状。由此产生了我们熟悉的十字军标志。[1563]

关于十字军东征带来的思想影响，长久以来存在争议。可以肯定的是，十字军东征使部分基督徒的眼光更加国际化，当然也将他们观察学到的一些东方生活习惯引入生活中（例如，喜食香料、使用念珠和新乐器）。但整体来看，我们不能说十字军东征产生了广泛影响。穆斯林在两百年之内就收复了基督徒通过十字军东征攻占的土地，并且比圣战之前更加敌视和仇恨他们。基督徒和他们的敌人一样狂热。后来，当基督徒试图在中东与犹太人或穆斯林共同生活时，曾经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和劫掠经常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十字军东征对学术的影响比想象中小得多：促进西方学术复兴的手稿是经由西西里岛、西班牙及拜占庭帝国传播的，而不是十字军。这是下一章的论题。

如果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有一样名副其实的成就的话，那就是它引起了对教会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件好事，但不全然如此。11世纪，欧洲正在发生变化；12世纪，随着城市的持续发展，欧洲将会有更大的改变。这对教会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世纪的教会本质上管理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这个社会正在迅速城市化。许多新兴的城市居民成为新兴中产阶级，比起前辈来，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具有更深的学识，工作更加勤奋，且极其虔诚。因此，他们对神职人员的态度逐渐改变。进入12世纪，针对神职人员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在新成立的大学中，神职人员被犀利地讽刺，将他们刻画成粗鲁而腐败形象的做法在学生当中相当风行。教皇使节经常被看作地方事务的插手者，而不是教皇的使者。这个时期的文献，无论翻到哪一页，都充斥着对教会与日俱增的不满。

这种新兴宗教虔诚（新的内心宗教）的表现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新修道会的发展。另一个影响是异端激增，人们对它们更加重视。[1564]事实上，异端一直存在，尤其在拜占庭帝国，但从380年至12世纪之间，没有人被烧死。这种新形势的表现之一是，人们对富有且世俗化的教会机构的反叛。另一个是读写能力及冥思的提高，这体现在新兴的大学中，尤其是巴黎。巴黎的两个学术异端是迪南的大卫和贝纳的亚马里克，但12世纪影响最大、争论最激烈的异端是瓦勒度派、菲奥勒的约阿希姆之千禧年主义及清洁派的阿尔比异端。

皮埃尔·瓦勒度是一位里昂商人，像许多异端分子一样，他是一位禁欲主义圣徒。里昂是首座反克吕尼修道院的所在地，该城的大主教是希尔德布兰德的忠实追随者，因此这里坚持教会使徒应当坚守清贫的传统。瓦勒度的信徒自称“里昂的穷人”，除了主张信徒应该守贫、赤脚走路外，他们还宣扬反对神职人员（即反僧侣神权）。瓦勒度派认为，异端与圣人之间的分界线很小，“教会”不是那无处不在的天主教机构，而是由“经历过神圣的爱与恩典的”虔男信女建立起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团体。[1565]

南意大利修道院院长菲奥勒的约阿希姆宣扬一种更为激烈的反教权主义。12世纪末，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敌基督时代，也是基督再临和末日审判之前的最后时代。敌基督的观念来源于早期的第二圣殿犹太教启示传统中上帝和弥赛亚的“人类”反对者。这些观念由公元1世纪后期的早期基督徒传承下来，他们认为存在着阻止耶稣返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