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545]上文提到，这一教谕坚称罗马教皇是受圣彼得认可的，教皇从未错过；根据《圣经》，教皇也永远不会错。教谕说，只有教皇是普遍的权威；只有教皇可以任命主教；不经教皇的批准没有什么是符合教规的；除非赞成教皇，否则无人可以成为真正的信仰者；教皇自身不受任何人的裁判。教皇有权力废黜皇帝，对统治者不满的人可以依法向罗马教廷表达他们的不满。

教谕涉及的范围非常之大，它试图创造一个服从罗马的新的世界秩序，而格列高利七世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场革命如此之大，不仅欧洲北部的皇帝和国王感到不安，高级神职人员也很不安，因为教皇提议改变业已存在几个世纪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没有一个中世纪统治者曾允许教皇干涉国家事务。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一场教皇和国王之间的斗争不远了。但是，在教谕发布之后，格列高利七世并没有罢手，他在写给梅斯主教赫尔曼的一系列尖锐的信中继续发展他的观点。这些信写在小册子上，列出了主教向教皇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并送到欧洲所有宫廷。在这些信中，格列高利七世扩展了他富有挑衅性的观点，进一步坚称国家在道德上不受认可，王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暴力和犯罪，世界上唯一的合法权威是神职人员的权威。只有全盘基督教化的世界才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除了这一基本的攻击，格列高利七世还引入了，或说重新引入了一种思想，这一思想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教会活动的中心了，这就是对穷人的关心。格列高利提出穷人与其说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准政治问题。他自己本能地站在受压迫者一边，同时唾弃他眼中的压迫者（包括国王）。这样他将一定程度的社会良知和批评引入了基督教，而这是基督教在农业中世纪时代所缺乏的（虽然由于他对教士独身的坚持，成千上万的教士妻子被赶到了大街上）。这种本质上情绪化的对待贫穷的态度一时成为增强教会的一个因素；它在新兴城市阶级中很受欢迎，这些人不可能个个都在新城市中生活快乐。[1546]格列高利七世也暗示许多富人在精神上的贫瘠，而这使他更加受欢迎。但这些不足以推迟将要到来的斗争。

当亨利四世在1065年成为德意志国王和皇帝时，距离安贝尔出版他的两本书只有六年，这两本书一本是关于选举教皇，一本是关于买卖圣职，两者都特别针对德意志人。亨利四世不可能喜欢这些文字，但无论如何，他直到1075年才稳定了他的国家，并认为德意志的农民、市民和贵族对现状感到满意，或至少能保持沉默。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之后不久，米兰主教的职位空了出来。在不久前的1073年，格列高利七世已经发布了《教皇教谕》。一场竞赛隐约可见，并在亨利四世和格列高利七世各自提出米兰主教候选人的时候成形。但是，受到近期在自己领地取得的种种成功的鼓舞，亨利四世特别自信，所以非常“粗鲁地”回复了教皇的教谕。他寄了一封信到罗马，在信中，他用十分直白不客气的语言将格列高利七世贬斥为“现在根本不是教皇，而是个虚伪的修士”。[1547]这封信敦促格列高利七世“从彼得的宝座上下来”，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封信语气“顽固，带有侮辱性”。[1548]

格列高利七世反击了。他知会德意志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除非他们拒绝承认亨利四世，否则他们会被集体绝罚。他得到了敌对亨利四世的政治势力的支持，以防战争发生。这是十分成功的一步棋，亨利四世的支持者流失了，德意志的贵族在教皇的号召下开始讨论从其他家族选举一位新国王。格列高利七世宣布将亲自去德意志主持取代亨利四世的选举大会。这不啻火上浇油。

这就是1076到1077年间隆冬季节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莎的背景。谋臣们建议他亲自向格列高利七世寻求赦免，这是这场斗争的唯一出路。真相很可能是，亨利四世毫无悔过之心，格列高利七世本身也不愿赦免他。但是，亨利四世的亲戚、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她的卡诺莎城堡正是教皇的栖身之地）和克吕尼的于格都出面为亨利四世求情。格列高利七世不能冒招致克吕尼修会及欧洲其他国王反对的风险，他们正看着他将如何专横地对待这个亲自前来负荆请罪的君主。所以，亨利四世最终免于被绝罚。

现在，绝罚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在中世纪情况却不同。事实上，格列高利七世扩大了绝罚的观念和做法。绝罚部分来源于异教仪式“献身”，即犯下重罪的公民被用来祭祀神灵。在执行仪式的同时，犯罪者变得神圣化，并同其他人隔离。[1549]在一个法律不健全的时代，诅咒作为一种额外的执行手段被附加于契约之上，这种观念也被早期教会所用。最后一个方面是流放：“巴比伦囚虏”时期与异教徒结婚的犹太人被流放，财产被没收。[1550]耶稣诞生之前，巴勒斯坦禁止异教徒参与犹太教会及社区生活。基督教绝罚的直接来源是《马太福音》，它提到，基督徒必须对罪人提出告诫，先是私底下，然后是在两三个证人面前，最后如果必要的话，当着全教会的面。“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马太福音》18：17）。《新约》描写了几个用社会驱逐作为惩戒的事例。3世纪的叙利亚文献《宗徒规诫》首次详述了绝罚的做法。《宗徒规诫》据传为匿名使徒所作，它将仪式驱逐与社会驱逐分开，并记叙了有罪之人重归教会必须做的苦修。所有的性行为、诉讼、军事义务、洗浴、比赛活动，被绝罚的人都被禁止参与。[1551]然而，传统上，教会一直以来都意识到了过多社会驱逐带来的危险：罪人很容易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导致更坏的结果。[1552]

1078年，格列高利七世颁布教规《致大多数》，用来限制绝罚做法的“扩大化”，从列出可以与被绝罚者往来但不受牵连的人着手。（事实上，这样做是为了纠正格列高利七世的教廷改革导致的绝罚做法的“流行”）。例如，被绝罚者可以与家人往来：考虑到无法与妻子进行性生活的丈夫会去外面拈花惹草，教会采取了一种实用的做法。[1553]格拉提安用“革出教门”一词表示全面的社会及宗教驱逐，将绝罚本身限定成“仅”为仪式驱逐。[1554]只有被教会法庭定罪的人才会被革出教门，而绝罚成为良知问题，理论上人们可以自我绝罚。第三次拉特兰公会（1179）将所有的异教徒绝罚。对异端的绝罚一直以来都是最残酷的，异端分子可能被判监禁或死刑。[1555]12、13世纪之交时，格拉提安的划分成为规范，但在那时将它们称为“小绝罚”（仪式绝罚）和“大绝罚”（彻底的社会驱逐）。[1556]

格列高利七世在将亨利四世绝罚又将其赦免后，已经没有必要前往德意志，于是他返回罗马。表面看来，他取得了重大胜利，重振了教会权威。（赦免亨利四世时，他迫使亨利四世承诺将来遵守教皇敕令。）然而与此同时，亨利四世也挽救了他的王国，并开始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永远不会再受卡诺莎之辱。在德意志教会的支持下，他成功地领导了另一次反贵族运动。这样一来，他拒绝遵守教皇敕令的意图很快公之于世。不久之后，他再次被绝罚。这次，他几乎无视教皇这种重复的伎俩，可见境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085年，他终于实现了秘密寻求已久的复仇，将教皇从罗马驱逐至意大利南部，这成为“格列高利七世无法翻身的耻辱驱逐”。[1557]即使是格列高利七世也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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