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都认为，当时教会需要的是流动的神职人员，他们可以自由地到街上去传教，聆听告解，到人们生活的地方去照顾他们。化缘修士的自由使他们高度组织化，并且思想开明：他们调整教规，吸收了女性和他们所说的“第三级教士”，即将自身同精神性相联系的普通人。

方济各会成员深受其创立者的影响。圣方济各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布商。圣方济各在童年时期生活无忧无虑，以礼貌和开朗著称。[1539]但丁这样评价圣方济各：“对于世界来说，一个太阳诞生了。”圣方济各喜爱法兰西文学，尤其是抒情诗，“方济各”（意为“法兰西人”）实际上是因为他的文学品位而得到的别号。他的皈依，如果采用这个说法的话，经历了两个阶段。在一场阿西西人和佩鲁贾人的小规模冲突中，圣方济各被俘虏，他发了高烧，皈依了上帝。在他被释放之后的一天，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麻风病人。当时人们对麻风病人非常恐惧，他们必须携带铃铛，并在靠近健康人的时候摇铃。圣方济各没有唯恐不及地避开这个病人，相反，他拥抱了他。但是，当他回头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人，于是他相信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基督，基督将厌恶变成了兄弟友爱。被这一经历所触动，圣方济各用家族的财富修复了一座废弃的教堂。当受到父亲的责难时，这个年轻人在阿西西主教和众人面前抛弃了自己的家族财富，拥抱了清贫。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让人想起释迦牟尼。

不是所有的皈依都如此硕果累累。但是圣方济各的魅力富有传奇色彩。他认为一个宗教领袖最好的教导是在道德上以身作则（不过他也被一致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布道者）。他的魅力意味着即使他向动物布道，人们也不会认为他精神错乱，反而更加崇拜他。因为他，方济各会成员开始尊崇婴儿时期的耶稣，而正是从这时候开始，耶稣诞生像首次出现。圣方济各还有许多其他的神秘经历，包括有一次一群鸟围绕着他唱歌，还有一次他身上出现“圣痕”，即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的伤口。这些众多的故事使圣方济各在死后两年内就被封为圣徒，这一纪录无人能超越。效法圣方济各的方济各会成员的主要成就是将神学的目的确立为“使心流动，而不仅仅是告知和说服有智力的人”。[1540]这是信仰内化运动的另一个方面。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讲得太超前了。新的隐修会是对世俗虔诚的变化的一种回应，但远非唯一的回应。格列高利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格列高利本人称之为基督教世界。[1541]三位教皇和多位枢机主教试图开始这项雄心勃勃的改革。（“枢机主教”这个词来自拉丁语“门上的铰链”，铰链是开启和关闭的关键装置。[1542]）

三位改革家中的第一位是彼得·达米安，他引发了一场对基督教社会本质的大讨论。达米安出生于一个贫穷家庭，是个孤儿，他被一位教士收养，因此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也认为克吕尼派的生活与尘世牵连过甚。他对教会的忧虑之一是，许多神职人员不是结婚，就是有私生子。达米安写了一本书，谴责这些丑闻，同时强烈呼吁神职人员独身。在拜占庭，普通教士被允许结婚，而主教应该独身。（当一个教士被提升为主教，人们认为他的妻子应该“做合适的事”，进女修道院。）但是即使如此达米安也不满：他认为神职人员只有完全独身，才能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教会，而不是利用职权为子孙谋求财产和工作，这样的行为随处可见，败坏了所有神职人员的名声。（普通人似乎对神职人员有情妇并不十分介意。对神职人员独身的要求来自上层，其目的之一是将神职人员和俗众区分得更清楚。）

达米安也是第一个对风行天主教会的新信仰进行遏制的人，这种新信仰在前文和上一章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上帝与人关系的变化。中世纪早期流行的《旧约》中那个原初的、嫉妒的上帝现在渐渐被《新约》中描绘的那个慈爱的耶稣所取代，他为我们的罪而受苦，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悲伤的母亲”祷告。因此，我们上文也提到过，信仰不再是克吕尼理想中形式化、仪式化的祈祷和吟唱，而更多的是个人内在的体验。在一方面，这丰富了基督教；另一方面，它造成了不幸。达米安强烈的内心信仰方式释放了许多人心中强烈的宗教情感，这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走向狂热的情感。正是这种激烈的情感导致了十字军东征、异端、反犹主义和宗教审判。[1543]

格列高利改革的第二个执行者是希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安贝尔。他来自洛林，曾在克吕尼修道院当过修士，在那里，他也开始反对过于华丽浪费的礼拜仪式，认为克吕尼修会创立者的理想遭到了背叛。作为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机智聪明并且熟练掌握希腊语的枢机主教，安贝尔作为教皇的大使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由于极度缺乏外交才能，他的使命完成得简单粗暴，并不成功。他以1054年在博斯普鲁斯将君士坦丁堡牧首绝罚而终止了他的访问，这一行动正式宣告酝酿了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大分裂。（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分裂一直未曾愈合。）一回到罗马，安贝尔就成为那些希望看到重大变化的人的精神领袖。从1059年开始，他出版了两本书，引发了之后发生的事。第一本是关于教皇选举的法令，这本雄心勃勃的书开创了选举教皇的新方法，将德意志皇帝和罗马人排除在外，而之前德意志皇帝和罗马人都参与教皇选举。取而代之的是枢机主教团（起初大约十二人），选举现在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这一变化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过分：仅仅一代以前，德意志皇帝还操控着教皇选举。不过当时的皇帝亨利四世还是个未成年人，所以安贝尔忖度这样的机会再也不会有了。安贝尔的另一本书叫作《反对圣职买卖的三本书》，诺曼·康托指出，这是一本反德意志的小册子，攻击了整个“中世纪时期教皇与世俗世界的平衡”。甚至连这本书的语气都是新的。安贝尔没有采用夸张的修辞风格，而是使用了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新学识，尤其是重新发现亚里士多德之后发展起来的新逻辑。他的风格非常克制，甚至冷漠，但充满了对德意志的仇恨。其主要论点是，买卖圣职是对教会事务不可饶恕的干涉，与异端一样可怕。[1544]

他没有就此打住。他还声称如果神职人员不能靠其他方式来进行改革，那么俗众有权考查教士的道德品质，如果他们发现教士的道德品质低下，他们可以拒绝接受这些教士主持的圣礼。这实际上是多纳图斯派教义的再现，即俗众有权评价神职人员。这是文化上和情感上十分危险的一步，是改革中最易挑起争端的问题。教会长久以来都声称圣礼的效力不在于教士，而在于其具有神圣性的职务。现在安贝尔将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扔到了一边。在12世纪后半叶，这将导致异端运动，并引发宗教审判，后来又将引发马丁·路德十分有说服力的新教思想。

第三位改革家并不是一个那么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但他是最伟大的组织者和集大成者。这就是希尔德布兰德，即后来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诺曼·康托认为16世纪之前最伟大的三位教皇是格列高利一世、格列高利七世和英诺森三世，最后一位我们不久就会讲到。“没有一个教皇像格列高利七世一样具有争议、被崇拜、也被同等程度地憎恨。”甚至在成为教皇之前，希尔德布兰德就迫使意大利学者开始教会法的编纂和综合，而这将在欧洲复兴和新式大学的建立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下一章的主题就在此。但是真正引起世界注意的是1073年他当选教皇后不久发布的《教皇教谕》。从各方面看，这都是教皇权力非常有力的宣言，“一部轰动的、非常极端的文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