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上帝与人之间”：教皇的思想控制手段

，而国王也许由于数量众多的原因，在应对变化时比较灵活，意大利之外的国王都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也许教皇树敌太多，不过这也是衰微的一个标志。

尽管主教也卷入封建社会，在德意志，权力还是回到了国王手中，尤其是奥托大帝（936—973）在位期间。他坚持由美因茨大主教为其加冕，并有效地利用教会的团结力量将自己置于其他封臣和公爵之上。同时，他控制着主教们，这要归功于德意志独有的财产法，它规定王室领地上的修道院属于王室，而非教会。其结果就是，在奥托大帝的领土上，国王要比其他地方的国王对高级神职人员的选举有更多控制权。这意味着，主教叙任权之争会在德意志爆发。

这场争端背后还有另一个因素。除了教皇制，10、11世纪的西欧还存在着一股半独立的精神力量，而它也是促进统一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本笃修道会。在这个修道会中，勃艮第南部出现的克吕尼修道院影响最大。“克吕尼修道院的修道生活成为主要的世界秩序的思想表达形式。”[1531]克吕尼修道院是欧洲最大的，也是资助最丰厚的，它所践行的宗教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

817年，阿尼亚讷的圣本笃受虔诚者路易委派，为使修道生活稳定进行，对原先的教规进行了改革。此后几个世纪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本笃会成员再也不靠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1532]他们现在主要的角色是通过复杂的礼拜仪式担当神的代祷者，并佐以教育、政治和经济义务（教牧关怀的水平得到提高，这对丰富教区生活有影响）。不管怎么说，这对本笃会成员来说是一个新角色，而这又被他们的“封建”（或至少等级制）结构所强化。通过一系列有才智且长寿的修道院院长，尤其是奥迪路（卒于1049年）和伟大的于格（卒于1109年）的努力，以礼拜仪式华美著称的克吕尼在欧洲北部（德意志、诺曼底、英格兰）建立了一连串机构，它们接受克吕尼的领导，正如封臣接受上一级领主的领导一样。

修士成为代祷者这一思想产生了重大后果。国王和贵族争先恐后资助克吕尼式修道院，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修道院的祈祷词中。贵族临死前会来到修道院，因为他们相信这样更接近天堂。修道院的代祷者角色激起了一股建造教堂的热潮和人们对神职人员的崇拜。但是克吕尼对历史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它在亨利三世时期（1039—1056）在德意志的扩张。亨利三世娶了阿基坦公爵的女儿，阿基坦家族就是早先创立克吕尼修道院的家族，但是亨利三世对神权王位有更远大的雄心，并认为修道院对于达成他的目标非常重要。他想使欧洲全盘基督教化，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必须要首先处理某些事情。亨利三世相信，或说愿意相信，在他加冕的时候，他的职权已经神圣化，并相应获得了任命主教和指挥教会事务的神权。他还认为，他需要改革已经衰微近一个世纪的教皇制。例如，在1045年，罗马并存着三个教皇，部分因为这一原因，亨利三世在那一年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开始改革。三个德意志人先后被任命为教皇，任期都很短，其中最后一个教皇，即利奥九世（1049—1054），是亨利三世的亲戚。不久证明，这一情形超出了其他教会人员的接受尺度，并引发了所谓的格列高利教会改革。而这反过来又引发了主教叙任权之争。

格列高利改革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对1050至1130年这段时间的称呼，在这一时期，四位教皇努力改变崇拜的形式（圣奥古斯丁时代之后最大的剧变）和教皇的地位。由于受到罗马当地贵族和国际上欧洲各国国王的挑战，教皇的地位衰微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有学者认为，改革的联合目标不亚于一场世界革命，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1533]这样一来，教会将从世俗控制中获得相当程度的自由，神职人员的知识和道德水准会得到极大的提高，教会自身会成为一个由罗马的教皇机构或说罗马教廷统治的国上之国。

但是格列高利改革还同11世纪宗教情感更重要的基本变化有关：俗人对宗教更加虔诚。这一现象的产生部分是由于克吕尼运动。由于克吕尼修道会在欧洲的普及，普通人产生了几乎与修士和教士一样的对教义的虔诚和对华丽仪式（“无穷无尽的礼拜仪式”）的热衷。不过，克吕尼修会成员自称代祷者这件事虽然满足了很多人的需要，但也与新兴的信仰内在化发生了冲突，信仰的内在化认为代祷者是不必要也是不可取的。另外，信仰的内在化将某些人导向了不同寻常的非正统方向：异端重新出现。因此两件互相对立的事情同时发生：以扮演代祷者角色的神职人员为中心的崇拜的集权化和个人信仰的分散化。相当一部分私人信仰可被视为异端。这是11世纪产生的对修道院生活的态度的思想/情感背景——对克吕尼的反叛。它包括对苦行主义和隐士生活的回归，并很快引发了熙笃会和方济各会运动。

熙笃会改革的背后思想是恢复原初的本笃会修行方式。其创始人莫莱姆的罗贝尔（约1027—1110）反对克吕尼艺术、建筑，特别是礼拜仪式的繁复，他认为现在的克吕尼修道会“过分强调装饰，已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仅没有加深崇拜，反而对其有害。[1534]他提倡代之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教士应进行体力劳动，穿着朴素，并食素。他将熙笃会修道院建立在远离文明的边远地区，远离诱惑。这些修道院自身简单朴素，依靠线条和形式而不是装饰来产生美感。某种运气也在其中起作用，因为将熙笃会修道院建在边远地区的结果之一是他们也参与到当时发生的农业复兴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高效土地管理的榜样，这增加了他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但是这一影响力不仅仅是组织上的：他们还成为精神领袖。原因之一是克莱尔沃的伯尔纳的贡献。伯尔纳是勃艮第一位贵族的儿子，二十二岁时受到神的感召。他熟知古典著作，创立了一种十分流畅的书写和演讲风格，这使他得以侍奉多位教皇和国王。他是教会圣会的倡导者之一，希望借此防止滑向异端，他也是十字军东征的热烈拥护者，这使他与本笃最初的和平隐士的理想背道而驰，相去甚远。他还提升了人们对圣母马利亚的崇拜。

马利亚崇拜是12世纪世俗虔诚的一个重要例子。把马利亚在某种程度上视为神圣之爱的象征，“一切慈悲之母”，认为她的代祷为所有人提供了救赎的机会，这是伯尔纳的贡献。伯尔纳说，她是“圣灵停伫其上的鲜花”。马利亚在教会早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是通过伯尔纳，她成为神、圣子和圣灵的重要补充，帮助人们接近上帝。[1535]他不同意同时代人认为马利亚免于原罪的观点。他的观点是，马利亚的重要性在于她的谦卑：她愿意成为基督降临人世的载体。伯尔纳遵循本笃的观点，认为谦卑是所有美德中最重要的，是谦卑使马利亚自愿接受了上帝的计划。“上帝本可以用任何他喜欢的方式来完成对我们的救赎，但通过马利亚，他教导我们与上帝的恩典自愿合作的重要性。”[1536]实际上，圣母马利亚崇拜的意义不止如此。正如马里纳·沃纳指出的，“……通过把普通女人与圣母马利亚的崇高与完美进行对比，尘世的爱遭到贬斥，人们再一次将目光投向天堂”。[1537]马利亚崇拜所包含的对神圣家庭的新的关注将公元1000年后的基督教与之前的基督教区分开来。为了增强人们的虔诚，教会现在更关心俗世。[1538]

13世纪出现的化缘修士填补了教士和修士留下的空白。化缘修士的创始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和多明我（约117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