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士多德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古典著作调和起来，这是一项极富创造性和筚路蓝缕的成就，这也会在第17章详细阐述。在阿奎那之前，除了与上帝有关的知识外，世界既没有意义，也没有规律。我们所谓的托马斯式革命至少在原则上使一种自然观和世俗观成为可能。正如科林·莫里斯所说，这场革命区分了“自然和超自然、自然和上帝恩典、理性和启示。从［阿奎那］开始，对自然秩序的客观研究就成为可能，世俗国家的思想同样成为可能”。阿奎那坚持认为事物有一个自然的本质秩序，这似乎否认了上帝的神奇介入的力量。他说存在一种理性能掌握的“自然法则”。[1474]理性最终从天启的阴影中重新出现。

阿奎那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一方面使某束思想之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开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新方法。被托马斯引向顶峰的那束思想之光首先由圣维克托（位于12世纪的巴黎，圣维克托是一座奥斯定会修道院）的于格阐明，他提出，关注自然界纯粹现实的世俗学问是宗教冥思的一个必要基础。“学习一切事物，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多余的”，这是他的座右铭。这种态度在中世纪产生了撰写“大全”的做法，这是一种旨在综合所有知识的百科全书式论著。于格写了第一本《大全》，而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可能是最好的。这种态度也得益于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它是一本宗教当局明显矛盾的言论的合集。尽管表面上看其方法是消极的，但它积极的一面是让人注意到，通过质疑矛盾之处和探索三段论，逻辑论证能深入知识的表面之下。[1475]

尽管古典著作的复苏是在信仰上帝的前提下进行的，这种恢复仍然很有影响力。安瑟伦在总结对日益增长的理性力量不断变化的态度时说：“如果在坚定我们的信仰之后，却不努力去理解我们所信仰的，那么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渎职。”差不多同一时期，宗教和政治当局之间漫长的斗争达到高潮，1215年巴黎大学赢得了教皇颁发的书面特许，确保它追求知识的独立性。巴黎有一位学者，也就是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他是第一个明确区分从神学中获得的知识和从科学中获得的知识的中世纪思想家。大阿尔伯特在强调世俗学术的重要性和经验观察的必要性的同时，为世界引发了一个变化，其力量之大是他始料未及的。

阿奎那同意他老师提出的区分，也赞同他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没有受益于基督教启示，而是人类理性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在这一点上他加入自己的观点：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某种程度上描述的那样，自然十分宝贵，因为上帝赋予了它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哲学不再只是从属于神学。“人类的思想和自由从上帝身上获得真实性。”[1476]人只有通过自由地追求知识才能实现自我。阿奎那说，不应该像很多人表现出的那样害怕或诅咒这种探索。既然上帝设计了一切，世俗知识只会更准确地揭示上帝的设计，因此能帮助人类更加了解上帝。“通过扩展自己的知识，人变得更像上帝。”[1477]

托马斯坚信信仰和理性能结合起来，他最初遭到教会的非难，后来又得到教会的支持。但正如在他之前的大阿尔伯特一样，他所引发的变化也比他想到的要大。在巴黎的其他同时代人，例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认为哲学和信仰不可调和，事实上它们彼此冲突，因此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理性和科学的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在神学之外”。[1478]曾经有一段时期，这一争论通过提出一个“双重真理”的世界而得到了“解决”（希望用词恰当）。教会拒绝接受这样的情况，因而切断了传统神学家和科学思考者之间的交流。但太迟了。即使现在，思想独立的科学家/哲学家仍然有宗教信仰，但他们比以往更看重跟随理性的指引。

在将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结合起来时，阿奎那取得了部分成功。这使亚里士多德以前不被接受的思想现在得到了认同。在将亚里士多德基督教化的过程中，阿奎那最终成功地使基督教亚里士多德化。世俗的思考方式被引入到世界中，它最终将永远改变人们的理解。这基本上是本书下一部分的主要论题。

科学的方法、准确的测量、一个有效率且思想统一的世俗世界：任何对西方现代性的定义都一定会包括这些基本要素。比这些更抽象却更有趣的是一种根本的心理变化，某种形式的个体性于1050至12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在欧洲产生，这最能解释西方思想及其在以上所述事件中取得的突飞猛进。如果个体性真的很重要，那么所有其他的进步（科学、学术、准确性、世俗生活等）就可能是现象，而不是起因。

有三个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情感变化的产生。一个是城市的发展，它促进了教会之外其他职业的发展，如律师、文书和教师。突然间，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这助长了长子继承制的趋势。实行长子继承制是为了减缓土地分割，因为土地分割容易使其遭到袭击。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副作用是，没有长子继承权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财富。通常，他们进入别的宫廷，成为军人。这样的社会很快培养出一种英雄文学趣味（幼子寻求财富）。正是在这一系列环境下产生了骑士制度和宫廷爱情思想（尽管还有其他原因）。这种亲密的感情立刻占据中心位置。例如，对爱情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形象的兴趣，意味着12世纪是一个服装大胆创新的时代，它是不断发展的个体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1479]

这一变化的第三个刺激因素是12世纪的复兴，即对古典世界的重新发现，它尤其使人们认识到刚刚逝去的年代的缺陷，认识到古典作家已经表明，人类在动机和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上可能会各不相同，甚至表明教会之外也可能存在丰富的生活。[1480]同样重要的是，新的经院哲学表明过去的权威可能有出入，而且出入还很大。因此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找到新的解决办法（他们自己的）并且形成新的思想。这产生了可能最富革命性的思想：个人信仰。[1481]理查德·萨瑟恩说，新思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解你自己，以此作为通向上帝的途径。”其基本思想是，每一个灵魂都受到各自心灵的影响，人们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他们接近上帝的程度不同。[1482]这种变化不应被过分夸大，它主要影响精英人群。虽然出现了多种敬拜形式，但普通大众仍把自己视为集体，视为教众。

一个相关的原因是千禧年的到来和结束，即时间年表上的公元1000年。在公元1000年左右，仍有人希望地球上的生活秩序发生决定性的变化。随着11世纪的推进，什么都没发生，对于身体复活的信仰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结果是，神秘思想增加，出现了所谓的耶路撒冷文学，主要形式是新赞美诗。这关系到耶路撒冷意义的变化。这座城市不再被认为是从天上降落到人间的天堂。相反，人们的目标是到达天堂里的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重大变化，因为它表明不是所有人都会被救赎，只有那些获准救赎的人才能被救赎。反过来，这也发展了个人救赎思想。[1483]耶稣受难艺术表现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反映了这些新思想。在中世纪早期，有一种标准圣像：胜利的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马利亚和约翰看着他。基督的形象是活着而身体笔直，他的两只脚并排站在一个支撑物上。他双眼睁开，胳膊伸直，没有任何痛苦的迹象。他的脸通常没有胡须，很年轻。在基督教历史的第一个千年，到处都是死亡，死亡威胁着大部分人，死去的基督却几乎从来没被描绘过，这真是件非比寻常的事情。“耶稣受难被视为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