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物之主基督的胜利。”[1484]基督教传统对把基督表现为遭受痛苦的人感到不安，而是更喜欢在他身上看到神圣力量的表现。与此相反，在11世纪我们突然发现耶稣裹着薄薄的围腰布，陷入痛苦中或已经死了，而且在降格过程中太过人化。现在关注的是耶稣的悲伤和他内心的痛苦。

这种变化之前的古老思想在教会的礼拜仪式中最能得到体现。[1485]国王和贵族如此重视修道院仪式，以至于政府被合理地描述成“礼拜式国家”。例如，在11、12世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修道院中心克吕尼，礼拜仪式变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以至于它占据了用于学习和体力劳动的时间。礼拜仪式过多，大型建筑物激增，无视农民经常缺乏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更无视仪式是用大部分俗众不理解的语言进行的：这都突出了个体性的缺乏，正如弃世的修道生活所突出的一样。[1486]在所有这一切当中，普通人、世俗个人只被允许目睹在基督身上再次印证的上帝的胜利，而不能参与其中。[1487]中世纪的残酷和暴力也起到某种作用，因为在10世纪不快乐的世界中，弃世似乎对很多人来说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1488]这种心理因以下事实而得到强化：直到1100年左右，基督徒相信人是为了补差堕落天使的数量而被创造的。换言之，人的目的不是成为人，而是成为天使。人不应期望发展自己的天性，“而应变成另一种存在”。[1489]这个时期的赞美诗是集体性的，不是个体性的。

科林·莫里斯注意到，在中世纪的早期文学中，尤其在史诗中，都叙述了在严格的贵族和等级社会中，忠诚和正式义务之间的冲突。这就等于没有个体主动性或表现更多亲密感情的余地。[1490]但在11世纪，这些也都消失了。现在我们发现，对于自我表达的欲望在不断增强。例如，在1050至1200年期间，布道和提倡个人对《福音书》的理解有了明显增加。用诺让的吉贝尔的话说：“任何人都有教育他人的责任。如果他想完全做好准备，可以首先认识自我，然后才能很好地将自己内心的斗争经历教给他人……”[1491]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吉贝尔把自己视为一个思想上的叛逆者，他的叛逆也只限于严格界定的范围。

类似的变化在教会的教规调整中也可以看出。在11世纪中期之前，罪人必须在教会全体大会前被宽恕，如果罪孽深重，被宽恕之前会有一段时期被取消正式教会成员资格。这一做法后来被具体的苦修取代。萨瑟恩举了一个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后征服者威廉的军队受到惩罚的例子。任何杀人者必须为他所杀的每个人做一年的苦修。伤人者必须为他所伤害的每个人做四十天的苦修。不知道自己杀害或伤害多少人的人必须在他的余生每周做一天苦修。这里的关键在于不考虑动机或痛悔，简言之，就是不考虑内心感受。这些在12世纪发生了变化。[1492]现在人们意识到，外在的苦修不如内心的悔过重要。最终，这种对内心痛苦的强调促使人们更广泛地采用个人告解。一开始，告解很少见，例如临死前或朝圣时会做这件事。但是在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上，一年一次的忏悔被强制作为对教会每一位成员的最低要求，为的是信徒能聆听“灵魂的声音”。“对内心宗教信仰的追求从少数人延伸到每个人。”[1493]

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礼拜仪式之外。乔治·迪比指出，在这个时期的绘画中，在意大利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首次“表现出最深刻的感情”：温柔、尊敬和绝望。[1494]用第一人称写成的文学作品增多了，“获得”这个动词开始普遍使用，“1125至1135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那些负责圣像的人命令在欧坦的圣拉扎尔教堂门廊上雕刻的石匠放弃抽象性，而赋予每个人物个性化的表情”。[1495]迪比说，随之产生的是对洁净的执迷，然后是对洗澡和裸体的执迷，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身体。那些有财力的人在家里开始另建私密房间，例如书房。[1496]越来越多的人有自己的名字，尤其是突出个人特点的昵称。例如，在12世纪40年代特鲁瓦大教堂的三个教士都被称作皮埃尔，每个人都有易于辨别的昵称（当然，用拉丁语）：斜视的皮埃尔、好饮者皮埃尔和好食者皮埃尔。[1497]古代世界几乎没有过的自传也从11世纪末增加。[1498]传记和通信集也在增加，这些通信集经常探究通信者的内心生活、他们的问答，以及类似于忏悔的自我反省。[1499]（至少对我们来说是这样。）我们了解到，身份可确认的艺术家第一次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自豪之情，这同拜占庭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1500]例如，埃德温是1150年左右坎特伯雷圣咏的抄写者或构思者：“我是作家之主；我的名声和赞美不会很快消失……名声永远在你的作品中铭记你，埃德温，你的名字将会在这里的画作中被世人看到。”[1501]

艺术也以其他的方式在发生变化。公元1000年后，我们看到肖像中的个人细节有所增加。科林·莫里斯认为，事实上我们理解的肖像在公元2世纪左右就失传了，直到11至12世纪才重新出现，并且“形成一种新理念”。[1502]例如，王家肖像和墓碑雕刻变得更明晰，不那么理想化，人物较少地表现美德，更多是用特有的现代方式对待人物的形体。[1503]“在这个世纪中期之前，雕刻家吉斯勒贝尔在欧坦雕刻的夏娃被称为自罗马衰亡之后西方艺术中第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性。”[1504]纪念性雕刻在11世纪晚期之前基本不存在，现在渐渐变得比较普遍。

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后一个方面，是一位历史学家所称的“爱的革命”，它将个人主义、心理学和教会连接起来。11世纪见证了爱情文学的爆发，它的成就不亚于，可能更胜于罗马最伟大的诗人。不止一位历史学家说，所有的欧洲诗歌都来自中世纪鼎盛时代的爱情诗。当然在我们最熟悉的行吟诗人中，出现了男人对女人（高度程式化）的奉承这一新元素。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没那么努力，诗人在纸上还是竭尽全力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同反应。单恋即使不算完美的爱，也获得广泛的关注。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不同于对上帝的爱。一个人今生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对上帝的爱与他人相比是怎样的，除非到审判日。而对一个女人的单恋使男人反思自己，并迫使他们考虑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以及怎么能改进。[1505]

我们充分考虑到修道院了吗？910至940年之间就已经为修道院的复兴打下了基础，然而在1050至1150年之间修道院数量大幅度增长。在这方面数字统计相当准确的英格兰，在1066至1154年（亨利二世登基时）之间，男修道院数量就从不到50座增加到约500座。克里斯托弗·布鲁克计算出修士和修女的数量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翻了七八倍。[1506]仅熙笃修会在1098至1170年就建立了498座修道院。[1507]在德意志，为妇女建立的修道院数量从900年的约70座上升到1250年的500座。[1508]这一复兴对建筑和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花窗玻璃、书籍彩饰，但也许最重要的是对雕刻以及对妇女和女性观的影响。修道院和后来大教堂的大规模建造（在后两章会介绍）促进了雕塑的激增，这些雕塑除了它们本身的辉煌外，还将激发人们对将成为艺术现代化特征的透视法的兴趣。[1509]正是在11、12世纪的修道院建立和发展了圣母马利亚崇拜。崇拜圣母马利亚既表现了（男性认为的）理想女性，也体现了一种新的信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