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胡弗声称，西方和东方在这一方面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学生的能力是由国家或师父判定的，这两个体系都未能培养独立思想。胡弗认为，在12、13世纪，欧洲、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拥有的学者数量差不多，但是东方的学者没有形成一个集体身份；因此，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学者没有获得在欧洲实现的独立权利。[1446]他说，独立权利在西方发展的一个原因是11世纪末期《查士丁尼法典》，即《民法大全》的重新发现。这一发现重新引入了法律体系概念，一种新的法律科学，产生了可供讨论和争辩的共有知识这一思想。胡弗说，共有知识的思想是大学之所以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孕育的原因。[1447]这意味着，东方不存在有组织的怀疑主义。例如，他指出阿拉伯天文学家与开普勒知道的相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集体天文学这个概念，因而没有形成像哥白尼那样的日心说观点。集体天文学指总体的天文学知识，它为全民所有，并且可以被质疑。[1448]

另一种经济学解释让我们回到布罗代尔的观点：欧洲面积较小。在《西方世界的崛起》中，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认为，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即1000至1300年之间，欧洲从“蛮荒之地转变成一个被充分殖民的地区”。人口的显著增加，说明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住满”人口的地区。其主要河流的分布对此也有所助益：多瑙河、莱茵河和罗讷河/索恩河一直深入欧洲腹地。这些因素的结合产生了若干结果，特别是，古老的封建结构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财产，关注土地所有权。[1449]正是这种更广泛的土地所有权很快导致了专业化的出现（先是出现在农作物的种植中，然后是在支撑这种专业化的服务业），然后导致了贸易的增长、市场的扩展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它是产生剩余财富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些都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1450]

作为支持他们论点的部分证据，诺斯和托马斯发现欧洲在这些年间引入了新的农业体系，即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采用二区轮作制时，人们翻耕所有的可耕地，但只在一半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剩余一半土地处于休耕状态，以便恢复肥沃度。采用三区轮作制时，庄园的可耕地被划分为三部分。通常，一块地翻耕后在秋天种植小麦；另一块地翻耕后在春天种植燕麦、大麦或豆科植物，如豌豆、菜豆；剩余一块地翻耕后休耕。第二年，农作物轮栽。该轮作制使产量增加50%，同时也将农业劳动力分散于一年四季，降低了因农作物减产造成饥荒的可能性。[1451]该时期发生的另一变化是，马耕取代了牛耕。从生物学上讲，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

而且，11世纪，水磨的使用量在增加。水磨不是欧洲发明的，但是它被引入后在这个新气候区迅速传播开来，尽管需要很高的资本支出：1086年，《末日审判书》记载，英格兰的3000个社区建有5624个磨坊。尽管水磨在这里容易大量增加（因为这个小地区河流众多），但没有理由认为英格兰的技术比欧洲其他国家更先进。因此，羊毛和布匹制造成为英格兰和佛兰德的一大特色。

诺斯和托马斯说，这两个发展（土地对越来越多的人利害攸关，而且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供分配）产生了两个心理影响。人们更加注重个人主义：因为某物对他或她利害攸关，个人身份不再仅仅由其宗教信仰或庄园主的农奴身份来确定；出现（或重新出现）了效率观念，因为资源现在被视为是有限的。这些与日益增强的专业化和迅速发展的市场（供应来自远方的诱人商品）一起，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心理革命，最终将导致文艺复兴。

这一观点近来也遭到学者的质疑，他们强调总是有40%到50%的大量人口不是农奴（指“不自由”的意义），并且他们已经拥有自己的土地。意大利经济历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进一步指出，欧洲不存在土地短缺问题，相反，土地很充足。他指出，欧洲与东方的不同之处在于，未婚人口较多，这有助于避免地产的分割和减少大家庭的数量，而这两个因素都有助于改善贫困。奇波拉还支持迈克尔·麦考密克关于科技稳步增长的论点：6世纪的水磨、7世纪的犁、8世纪的轮作制度、9世纪的马蹄铁和套头马具。同样，磨坊也被用于其他用途：从861年的啤酒生产到1138年的制革，到1276年的造纸，再到1384年的鼓风炉。[1452]所有这些都证明，欧洲的发展是稳步进行，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奇波拉同意诺斯和托马斯的以下观点：11世纪出现了新的商业技术，特别是从积聚钱财（通货紧缩）到“资本”投资的转变，尤其是康曼达契约的出现。[1453]该契约实际上是一方借贷资金给另一方的合同，以资助对外贸易，所借出资金会连本带息偿还。奇波拉还发现，自10世纪以来，对货币（钱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他提供了一份当时批准建造的造币厂的地图。他说，“银行”和“银行家”这两个术语最早出现于12世纪。在1252至1284年间，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开始铸造金币，并且它们的金币很快成为价值标准。[1454]现在还不清楚这些是变化产生的原因还是表征。

关于欧洲的崛起，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最多的解释与基督教会及其在欧洲大陆统一中的作用有关。当时，很少使用欧洲（拉丁语：Europa）这个名称。它是一个古典术语，可追溯到希罗多德，尽管查理曼称自己为欧洲之父。11世纪时，更常用的术语是基督教世界。

教会的早期目标是领土扩张，第二个目标是修道院改革，由修道院（散布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领导争夺皈依者的思想之战。由此掀开了教会历史上的第三章，中央—教皇统治取代分散的地方主义。1000至1100年左右，基督教世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部分原因是千禧年无论从宗教意义还是从天启意义上讲都未能提供任何奇观，部分原因是视伊斯兰教为共同敌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是促使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因素。所有这些在13世纪达到顶峰：教皇与国王和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甚至到了帝王被绝罚（参见下一章）的程度。[1455]

然而，在这种情形下，产生了某种心态，这才是我们感兴趣的主要问题。遍布整个大陆的巨大而分散的教会组织产生的问题，教会和帝王、教会和国家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引发了很多教义和法律问题。因为当时开办的修道院和学校讨论和辩论这些问题，所以它们被称为经院问题。关于作为“超国家实体”的学者如何促进了欧洲统一这个问题，研究最多的是英国历史学家R.W.S.萨瑟恩。以下几页的内容主要以他的著作为基础。

学者所扮演的角色最直接明显地体现在他们使用的语言——拉丁语上。在欧洲各地的修道院、学校、正在发展中的大学和主教宫廷，教廷大使和教皇使节使用相同的语言交流观点和信息。皮埃尔·阿伯拉尔的对手认为他的书有危害性，不仅因为其内容，而且因为其影响范围：“它们从一个种族传到另一个种族，从一个国度传到另一个国度……它们远渡重洋，越过阿尔卑斯山……它们传遍各地和各国。”[1456]正因为如此，教廷的职业众所周知地具有国际性。法兰西人可能被派驻西班牙，德意志人到威尼斯，意大利人到希腊和英格兰，然后到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就像维拉齐奥的翟理斯在1218至1230年间的派驻经历那样。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在公元1000至1300年间在讨论和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事情上，统一了思想和辩论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