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

实）。然而，他确定的似乎只是欧洲正在凝聚的酝酿期。游历过乌鲁发的阿拉伯人（如他们的钱币所示），如马苏第，并没有注意到这块大陆正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它正在发生变化，但伟大的飞跃还未发生。

关于10世纪后的加速发展，第二种解释是从经济角度进行的，由两部分组成。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中详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情况。[1438]她写道：“13世纪下半叶是世界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时期。在旧大陆，之前从未有过这么多地区彼此相互接触，虽然仍然只是表面的接触而已。这段时间的鼎盛时期是13世纪末期和14世纪头几十年，此时欧洲和中国甚至也建立了虽然是有限的、但是直接的联系。”[1439]她说，这个经济世界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其自身，而且由于它不存在单一的霸权，它与在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一个重要对比：后者是按照自身目的重新塑造的、长期居主宰地位的欧洲。

她的论点是，从时间上来说，公元1250至1350年之间的一百年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支点或重要“转折点”；从空间上来说，连接地中海东部和印度洋的中东中心地带构成了使东西方大体平衡的地理支点。她著作中的论点与布罗代尔的论点相反，认为不存在一种使世界体系向有利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发展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她指出，曾经有八个基本贸易体系，但是它们瓦解成三个主要体系：欧洲体系、中东体系和亚洲体系。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货币和信贷的发明；融资和分散风险的机制；拥有独立财富的商人。因此，虽然欧洲在13世纪和16世纪之间确实超过了东方，她仍断定欧洲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东方只是“暂时陷入混乱”而已。她说：成吉思汗统一的陆路贸易路线在慢慢分裂；帖木儿1400年所进行的破坏比十字军东征对亚洲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1348至1351年，这个世纪的中期，从中国一路蔓延至欧洲的黑死病摧毁了位于著名的世界贸易海上路线上的许多城市，彻底打乱了习惯行为。由于不同的人口损失而改变了交易条件，引发了世界形势的可变性，促进了激烈的改革，使一些国家获益，另一些国家受损”。[1440]她说，这可以在欧洲得到证实，英格兰以前是一个边缘国家，在这场瘟疫之后开始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的“死亡”率低于欧洲大陆。此外，13世纪末期，意大利城邦的桨帆船使大西洋北部开始通航，这是对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世界体系的致命一击。葡萄牙人因此“发现”了到东印度群岛的大西洋路线，东印度群岛的大部分早在几个世纪前已为阿拉伯人和中国商人所知。然而，阿拉伯和印度的船只无法对抗16世纪早期出现在他们海域的葡萄牙战船。

她的观点是，13世纪时的世界体系相对稳定，是真正的世界性体系：不同的宗教体系和平共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琐罗亚斯德教；全世界的商业惯例也同样先进，“甘吉布勒姆生产纺织品的组织与佛兰德的组织并无差异；在威尼斯和中国，都是国家制造商船；在13世纪以前的几个世纪中，开罗、泉州和特鲁瓦贸易中心的发展方式和速度大致相同”。[1441]在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看来，一度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3世纪开始瓦解，没有影响以布鲁日、特鲁瓦、热那亚和威尼斯为中心的西方体系，但破坏了东方的中心，如开罗、巴格达、巴士拉、撒马尔罕、霍尔木兹、坎贝、卡利卡特、马六甲和中国大陆。[1442]阿布—卢格霍德指出，历史学家通常未能“尽早开始这个故事”，因此对西方崛起的因果解释断章取义、失之歪曲。她说，实际上，13至16世纪是一个转折阶段，世界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地缘政治因素创造了一个时机，没有这个时机，欧洲不可能崛起。

因此，阿布—卢格霍德认为，重要的是先有“东方衰落”而后才有“西方崛起”。1386年，因黑死病而遭到严重打击的蒙古人“失去”中国时，世界也失去了连接陆上路线和海上路线的关键枢纽。陆路贸易路线止于北京，海上路线经过印度洋和南海，止于中国东南部的港口。整个贸易世界都感受到了与世界体系东端相分离而产生的后果。[1443]尤其是，分离有利于热那亚，损害了威尼斯。威尼斯和热那亚都是这个世界体系进入欧洲的通道。但是，热那亚还有另一个更方便的通道——大西洋。因此，随着大西洋的开放，往返于那条路线上的船舶能够从东方的混乱中受益。这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位决定性地颠覆了世界的重心之所在。

剑桥大学中国早期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的理论有很大不同。他首先提醒我们，东方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发明数量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很多发明在上一章中已经描述过。李约瑟认为，在较早的几个世纪里，欧洲这块大陆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方面来讲都远不及中国稳定，因此发展一直落后。欧洲缺乏贵金属，地理格局——一系列的半岛和群岛（伊比利亚、意大利和希腊）——使其民族主义更强烈，因为自然边界很多。此外，他说，正因为字母书写系统如此灵活，不同的部落和群体比较容易形成相互之间无法理解的语言，从而加剧了这个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具有统一的书写系统）。所有这些使欧洲不断陷入冲突之中，因此发展落后。[1444]

随后而来的是中国的两项发明。第一项是马镫，它大大增强了欧洲骑士阶层的权力，帮助产生封建制度。第二项是火药，至少在欧洲，它帮助摧毁了封建制度，因为它削弱了骑士阶级的权力。根据李约瑟的说法，随着西方封建制度的衰弱，商人阶层出现了，该阶层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然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虽然有很多发明，但它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大陆，有着根深蒂固的、统一的帝国历史，取代封建制度的是“官僚封建制度”或“官僚统治”。这个士大夫精英阶级非常适合一个高度集权、皇帝专制的大国，官僚的治理使中国稳步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一面是，商人阶级在这样的体系中被抑制。在社会的四个等级士、农、工、商中，商人地位最低。这种等级划分不但扼杀了创造力，还意味着中国从未发展出城邦：管理城市者是皇帝的代理人，没有市长、行会和议员。中国的城市不是向上流动的场所，而是受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虽然有很多发明，但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现代的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在李约瑟看来，这点终究是致命的。[1445]

不管中国的城邦是否有过发展，李约瑟的其他论述在被最近的学术研究推翻的同时也得到支持。（关于“李约瑟因素”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首先，人们对封建制度这个概念的使用存有疑虑，这不仅因为这个术语出现较晚，还因为土地/法律/效忠关系这种思想不完全符合中世纪的经历。领主对农民的权力不是来源于马匹和马镫，而是来源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体系，该体系将世界分为三个阶层（祈祷者、打仗者、劳动者），并且支持一种少数统治多数的法律体系。此外，该体系在1000年左右才产生，因此在中世纪早期就谈论“封建制度”是毫无意义的。使领主对农民的权力瓦解的最终因素与骑士阶层的命运没有什么关系，而与14世纪的人口危机有很大关系，当时蔓延的瘟疫和饥荒使农民数量减少，对劳动力需求增多，这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工资和更大的活动自由，从而结束了“农奴制”。

同时，其他历史学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和东方的学术确实存在差异。前面的章节介绍了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对中国和希腊早期科学结构差异的研究和观点。近来，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