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了5100卷。[1404]

在佛教思想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和日本的同时，佛教艺术也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种艺术受到了希腊和伊朗的影响。[1405]印度僧人还带来了在岩石上雕凿佛窟的艺术。敦煌（长城的西端，丝绸之路附近）的千佛洞始建于366年。从那以后直到8世纪，大型佛像在中国各地出现，最著名的是云冈石窟，那里最大的佛像高160英尺。除了佛像，石壁上还绘有各种佛教故事，但几乎都已经佚失。这些故事一般取材佛本生记、地狱等。著名寺庙的墙壁也绘有宗教壁画。中国的古典艺术风格讲究纯粹、简单、精确。传统的中国艺术家会略去细枝末节，追求简洁。佛教艺术却更加华丽：它是一种铺陈、夸张、反复和修饰的艺术。佛教文学也是如此，它不仅提供了新的题材（描述佛本生故事、跌入地狱、求法），而且提供了新的形式——讲法、师徒对话、寓言故事，这些促进了中国小说和戏曲的发展。[1406]在许多方面，佛教文学使中国文学在一段时期更像异域文学：人的世界同神、动物以及来自地狱的鬼怪世界糅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记住，这些与中国的传统经历非常不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文化从未想象出创世神和地狱，也没有精灵鬼怪。

因此，从4世纪后半叶开始的五百年里，佛教在中国（随后在日本）兴旺发展。寺庙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僧人（也是诗人、画家和书法家）同那些喜欢佛学和修习入定的俗家文人相互唱和往来。[1407]宗派随之产生，其中最重要的是智顗（538—597）创立的天台宗（在浙江西北部的天台山），主要以《法华经》为教义根据；以及禅宗（日本禅宗），始于8世纪，尤其受到文人的欢迎。佛教许多宗派奉行长期的禁欲苦修，借助于苦修，通过更为艰难的禅定功夫，达到存在的极致。与此相反，禅宗追求“顿悟”，努力使自己的心灵远离散漫的思想，远离自我心念。因此，会借助于一切可能使人们从自我超脱的手段：悖论、“冥想荒唐的事情”、令人困惑的对话，甚至大声喊叫。

然而，从842到845年，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回转。佛教被禁止，佛教组织被驱散。

当然，这种巨大变化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反佛情绪存在了有一段时间，而且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重要差别。中国的贵族阶层总是欢迎外来影响，而且事实上，贵族阶层比整个中国民众容纳了更多的外国人：突厥人、栗特人、藏人。各种战争隔断了佛教徒的联系渠道,这也是一个影响。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影响来自受过教育、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而进入仕途的士大夫文人。科举考试鼓励学习中国经书，在士大夫文人之间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已经远离了其简单明了的根本。819年，唐宪宗敕迎佛骨，送往长安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中国的一位大文人韩愈（768—824）写了一篇激烈的檄文表示反对。这篇有名的檄文进一步激起了反佛（和排外）情绪，并且逐渐从文人传到广大民众。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是，寺庙占有整个国家的大多数贵金属（以钟和佛像的形态）。当这些钟被熔烧，用来铸造钱币时，许多人拒绝使用，因为知道它们曾经是神圣之物，使用这样的钱币是渎神。这一行为也使佛教徒疏远了士大夫文人。836年，当局颁布一项敕令，禁止中国人与“有色人群”，即外国人有联系。这一敕令被普遍认为是对外来思想的攻击，并很快开始清理寺庙中的作伪现象：未受过教育的僧人、伪造的度牒、虚假的土地交易。政府对僧人的控制越来越紧，寺庙里的僧人被强制遵守他们的誓言：僧人必须发誓守贫，这样所有富裕的寺庙都被褫夺了财产。最终总共有26万和尚和尼姑还俗，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纳税，还有4600座寺庙或被毁或被改建成公共建筑。（另外4万座小型寺庙也被拆除或改建。[1408]）到宋代，出家修行虽然又重新获得了一些影响，但是一直未能恢复之前的繁盛。此时的中国佛教中断了同印度的联系，当时的印度本身正受到伊斯兰教的威胁。只有禅宗仍保持着发展活力，但主要在日本。在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激情，也就是后来所知的新儒学。

新儒学其实是西方人对中国人所说的新理学（关于人性和宇宙秩序的一个学派）或理气学（关于宇宙秩序和宇宙能量的学派）的称呼。从某些意义上，这些称呼更准确，因为它们传达了新儒学关注的中心问题，即理，它既是宇宙（秩序）的中心理性法则，也是解释道德行为和事物的方式（如果它们能被理解的话）。把道德行为与事物联系起来是一种非常中国化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迥异（但对西方人并非没有吸引力）。

新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被认为是最伟大的思想成就，是现在所称的中国“文艺复兴”王冠上的一颗明珠。它影响了社会各个阶层，从政治到宗教到法律（在至今保存完好的第一部中国法典《唐律》中，规定儿子杀父亲所犯下的罪行比父亲杀儿子要严重得多，后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构成犯罪）。[1409]新儒学的重要性一直延续到20世纪。做出总结的是12世纪的朱熹，他列举了五位重要思想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都是11世纪的人物，彼此之间或为师生或为朋友，而且他们关心的问题都是关于“太极”的概念，即解释宇宙—时间—道德行为以及确保宇宙保持这种文明进程的力量或法则。这些思想家都是士大夫文人，科举进士，学习过相同的伟大的儒家经典，尤其是以孔子和孟子为基础的教育。新儒学内部有两个重大分支。一派重视经世济国和道德伦理，一派则专研理和心。强调经世济国的一派批评宋代哲学家太脱离现实，认为知识分子的真正角色是在政治现实中帮助个人的道德修行，认为大多数人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政府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最著名的心学家，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陆象山（1139—1191）。心学对很多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的信徒认为，人们只能相信那些通过自己的主观意识而获得的真理，而且在关于对错、真假问题上，个人其实是自己的权威。[1410]“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陆象山最著名的名言，被后人反复传诵。理学家反对这一观点，认为它可能削弱道德和社会行为中的所有权威。

最杰出的新儒学理学家是朱熹（1130—1200），他经常被称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些人说他是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十八岁考中进士，出任过一系列官职，经历了一系列政治沉浮，在放逐中去世，两年后又被完全免罪。在他生前，他主张的理学被斥为“伪学”（因此而蒙羞并被放逐），但是在免罪后，他的思想变得极富影响力，以至于受到20世纪共产主义者的批判，被指责为中国在中世纪之后落后于其他文明国家的罪魁祸首。他的思想在今天很难获得认可，因为按照后来的标准，它们非常平淡乏味（这也许能说明共产党对他的态度）。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它们在许多个世纪中的影响。[1411]

朱熹把程颐和周敦颐等前辈的一些思想融合起来。与佛家和其他人的观点相反，朱熹减弱了超自然力量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现在又重新成为自然力量，成为宇宙法则的表现形式。他说，只有遵循理学，或说包容整个世界、解释其存在及发展的自然法则，人们才能同时获得智慧、幸福和有道德的生活。[1412]只有当人遵循理学之道，他才能发现世界预先存在的和谐而接近自我完善。朱熹提出，宇宙中存在两种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