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力量或实体，即太极和理，前者解释物质的存在（以及虚无的不存在，这在佛教进入中国后非常重要），而后者解释物质的形式和演化（本体论），以及如何导致人类和伦理道德的发展。正如他之前的孔子一样，朱熹也相信宇宙是自我更新的。为了解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他提出了一种生生不息的仁慈力量，仁。这解释了为什么孔子和孟子认为宇宙本善，人性为善。[1413]朱熹的权威部分在于其思想综合之精致，同时也在于他深厚的经学素养。在《道统》篇中，他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如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宋代。在梳理道统的同时，他其实是在宣称这些思想的真正中国特质，是与佛教的又一次分裂。他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把人比作一碗污水中的珍珠。珍珠可能看上去暗淡无光（在人的眼里），但是如果把它从水中拿出来，它仍旧会发出璀璨的光芒。朱熹认为，恶行的产生是因为忽视或缺乏正当的教育。[1414]

有感于此，朱熹汇编了《四书》。这是他确保新儒学，也就是他的理学之道能得以保存并广为传播的一种方法。他把《论语》《孟子》，以及从《礼记》中分离出的两章《大学》和《中庸》汇集在一起。他认为，这四本书应当成为教育的基础，同时还包括他对这四本书的注解和另外九种儒学经典。这一体系很快成为教育的主导。在他死后的短短几年，他汇编的儒学经典被正式指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并且一直延续到1905年废除科举。

向儒学的回归不仅仅是一次哲学转变，它也是理智的转变，这一转变助力于宋代的复兴。佛教中的华丽、虚幻和来世思想消失了，代之以一种更务实的理性主义，一个更加纯智识的世界：沉思的、有见地的、对过去一切充满怀疑的世界。这是一种自由，它不仅仅带来了文明艺术的兴盛，而且带来了新的艺术和学术形式：配乐诗，大百科系列和文选，风景画，园艺，关于法医学、考古学、批评史、社会史的第一批论文，以及小说，这些同本书的主题更相关。

五代时期（907—960，外族入侵而建立的几个次第更迭的短暂军事政权）创立的作为皇家学府机构之一的画院到宋徽宗（在位：1101—1126）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院。[1415]他还把绘画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科，因此提升了画家的地位。考试的问题千篇一律，总是摘取经书中的一句话，要求考生运用独到的手法予以表现。考生的成绩根据构思之独到而定，而不是写生是否栩栩如生。我们应该牢记，在中国，书写用的是毛笔，而不是笔管，因此，相比后来的西方，书写和绘画的关系更加密切，它们是不同形式的笔墨艺术。魏根深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书法比绘画更重要。

五代末期，山水画开始取代动物和人物画，到10世纪末和11世纪，它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这部分归因于宋代城市的增长，使乡村（尤其是山川）山水成为人们追慕之所在。但是它们对那些受过教育的文人进士的吸引力在于它们能唤起人们对沉思生活的向往，突出了云雪映照下中国山川的峻秀和瘦硬。山水画其实代表了对儒家简朴、洗练和宁静理想的浪漫主义的怀乡式回归。

与山水相关的是中国式庭园。荣叶和阿瑟·科特雷尔告诉我们，庭园艺术的兴起与山水画的发展同步。“它的源头是道家思想中回归自然的永恒召唤，既指内心的自然，也指外部的自然。不过，佛教也鼓励了这种风尚。”[1416]许多佛教圣地都有庭园，富裕的居士开始把自己的庭院作为礼佛场所。[1417]到宋代，中国式庭园开始努力发展成一种真正的艺术品，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形式。尽管在庭园设计的背后确实存在某些规则，但是同后来欧洲的花园不同，这些规则并没有导致整齐划一的现象。庭园中必须有山水（野外岩石和池塘）、花、树和一些装饰性建筑——桥、凉亭，或仅仅是墙面。庭园也可以作为房屋的一部分。“天井”，又叫内庭，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可以在里屋，也可以在外面。所有的宫殿都朝南。[1418]庭园中的物体还具有象征意义，有助于沉思。水是庭园的灵魂。没有草坪，没有设计成图案的花。相反，嶙峋的岩石边栽种着三三两两的植物。关于花，有一个复杂的象征体系。例如，菊花，秋天的花，“代表了退隐和涵养”；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象征着纯真；竹，“遇劲风而不折”，代表坚忍不拔，同时也是永恒的友谊和逆境不败的象征。[1419]“中国式庭园的不对称性和随意性是信仰自然的宣言，同时也是对人类在自然世界中谦卑位置的承认。”[1420]

就像风景画和庭园艺术一样，考古学在中国也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早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宋徽宗时，在安阳发现了公元前2千纪的青铜和玉器，安阳是位于黄河以北的商代都城。这激发了古董风尚，但也刺激了对这些物品上古代铭文的兴趣，包括上面的信息和书写风格及其演化过程。从这产生了批评性考古学和金石学。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篇关于古代钟鼎的论文，1092年，吕大临撰写了《考古图》，试图对公元前2千纪和前1千纪的青铜器进行分类断代。[1421]。关于古钱币的书籍也开始出现，一对夫妇撰写了《金石录》，书中共记录了两千条古代铭文。

宋代出现了历史写作的复兴，在新儒学的影响下，表现出向早期文学情感的回归。这就是所谓的“古文”，它表明了对早期文学特质的体认，而且不以仿古为耻。然而，在承担这一工作的时候，欧阳修（1007—1072）重新编修了过去的历史，例如《唐书》（1060年重修的史书名为《新唐书》），同时把过去常规的官方记述（而且多数是匿名）变成一种更加严谨的、评鉴性的科学著作，其价值远胜之前的史书。这些批评性史书中最著名的是司马光写于1072至1084年间的《资治通鉴》，记录了从公元前403至公元959年的中国历史，但是给后世学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该书跨越年代之宏大，而是它对材料的使用：总共354卷中，有不下于30卷包含批评性注解，讨论作者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不同的材料相互矛盾时，作者不厌其详地对所有事件逐一核对，其态度之严谨足以使希罗多德汗颜。

科举考试及其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带来的整体成就可以最终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衡量：北宋成为一个取得“完美的诗歌艺术、纯文学和史书创作、辉煌的书画艺术、无与伦比的瓷器，以及一整套艺术成就”的时代。[1422]书籍的出版也是如此，“宋版书”成为最受追捧的版本。这是一个学术开始呈现出某种现代严谨性的时期，是第一批百科全书出现的时期，这些百科全书至今仍有很大价值。“宋代精英阶层已经远远超出了很久之后在欧洲仍然流行的‘古董收藏’阶段，他们沉浸在鉴定、训诂、年代测定和注解等相关学术研究中。”[1423]宋代还是数学、科学、医学和技术发展的鼎盛期。航海技术、桥梁、军事装备，所有这些都在宋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424]

正如牟复礼关于宋代文化的描述，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笔，从诗歌到绘画到书法，从史书创作或对经典的批评性研究到行政治理甚至到开医药处方，“都属于士大夫文人的正当行为……他们以毛笔为生，而且与毛笔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属于高雅文化”。[1425]这当然不足为奇，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其他体力和脑力活动（雕刻、制陶、漆器制作）被认为是工匠活，因此不属于高雅文化。后来的中国人继承了宋代的文化价值等级观，这种等级观一直延续到20世纪。

宋代确实取得了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