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的士大夫、理学和毛笔文化

，每场考试用时一天。考生可以在经、史、礼、法和算等科目中选择。四场考试前后持续几个星期，起初在大型会场举行，后来考场设立单间，以防作弊。为了做到公平，采取了各种别出心裁的措施。去掉考生的姓名或涂抹姓名，而代之以号码，这样考官无法确认考生的身份。1015年成立了誊录局，专门誊抄考生的答卷，这样考生的字迹也无法分辨。每张试卷由两位考官共同评阅，如果意见相左，两人必须达成一致才能上交给主考官。[1396]对科举考试的主要批评是，认为它太学究气，就像我们所说的，太书本化。一般来说，会考查考生对经书的强记博诵能力以及赋写各种诗体的能力，当然也会要求他们就当时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作策论。即使这样，也要求考生熟悉历史，运用古代的史传文体，知古鉴今，预测未来。科举制的批评者认为考生通经致用的能力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397]

而且事实上，即使在现在的中国，科举对宋代社会的影响也是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尤其是科举的真正开放程度以及鼓励社会流动的程度。无论科举是否刺激了社会流动（现代的研究结果既有支持的，也有否定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它是为此而产生的，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官方精心制定了各种规章以实现这一目标。“法律规定考试面向国内每个男性臣民，由此树立了通过个人努力而成功的理想，它成为整个社会的动力。”在这一方面，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1398]科举制度在1905年才被废除。

无论科举制度是否鼓励了社会流动，与周边对手和邻国相比，它确实帮助中国保持了较高的读写能力和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文明。从最早期开始，教育和学术就成为在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到宋代，这一进程被制度化。在更抽象的思想领域，这引发了一些重大变化和进步的产生。

最全面的一个变化是从佛教到新儒家的转变，后者又叫“理学”。虽然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与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但是佛教比基督教传播得更加深远，地理范围更加广阔，民族也更加多样。如果仅以数量计，佛教影响的人口更多。[1399]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分为三个阶段。从公元1世纪开始传入到5世纪是佛教的缓慢发展阶段，这时佛教逐渐改变其性质，开始适应中国人的心性与传统。5到9世纪是中国化佛教的鼎盛时期，宗教热情不仅体现在信仰活动中，而且体现在大量佛教艺术、建筑和思想的兴起与繁荣中。9世纪早期开始，佛教开始受到限制，中国向儒家思想转变，尽管也是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

佛教起初是沿着贸易路线获得商人的支持而征服中国的，但也是因为它不再像开始那样追求抽象的“涅槃”，而更像我们今天说到它时所认识的那种宗教。这种佛教形式就是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认为人人都能成佛，而小乘佛教认为只有那些完全灰身泯行、一心向佛的人，例如僧侣，才能成佛。大乘佛教强调佛（而不是法），并且承认三世十方各佛，尤其是弥勒佛，即来世佛。它包括佛迹崇拜、如来崇拜和阿罗汉崇拜。很可能在穿过巴基斯坦的“世界屋脊”，从印度进入中国的伟大贸易路线上，佛陀首次被描绘成人形，当时希腊风格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表现在坐像人物披衣的皱褶上。这种新的宗教开始在中国周边的各国流传。把佛经翻译成汉语的第一批译者不是印度人，而是帕提亚人、栗特人和印度—斯基泰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附近）。有史记载的第一个佛教团体于公元65年在江苏彭城成立，它的吸引力一部分在于强调新的入定方法（例如瑜伽），一部分是由于有些教义与道教相同，有似曾相识之感。特别是它的三种教义让人联想到道教。首先是羯磨（此生的业决定了来世的存在形式），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个人份数和命运的概念。其次是世界皆空的大乘思想，它和玄学派及其有无之辩有内在的联系。（玄学在下一段落讨论。）第三，修行瑜伽同道教修炼致幻和狂喜没有什么不同。[1400]

尽管如此，佛教开始只在非常有限的人群中传播：僧人走的商路上的商人和地方贵族。贵族对此产生兴趣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清谈”风尚。“清谈时，双方争相发表机智的言论、有趣的回答和华丽的名言，它逐渐扩展到……文学、艺术、道德和哲学问题。”玄学派也经常钻研老子，对形而上学问题很感兴趣，尤其是有和无之间的关系。从传统角度看，它们并不是如我们所认为的一组对立体。相反，“无”被看作“有”的反面，是存在的另一种模糊形式，这一点很难让现代人明白。对玄学来说，佛教把“无”看作什么都没有、纯粹虚空的思想非常有趣，因为这是一种崭新的思想。[1401]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对佛教的兴趣成为知识贵族的一种哲学/形而上学活动，当时仅限于南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4世纪末，之后它开始在北方发展。但是在一些能够表演奇迹和诱导产生恍惚和狂喜的僧人推动下，它已经成为一种不同的佛教，对大众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些僧人成功地获得了朝廷的支持，朝廷出资帮助建立寺庙，特别是资助佛经的翻译，并且资助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求法。中国两位著名的佛教人物是慧远（334—417）和鸠摩罗什（350—413），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佛教在中国发展成熟。由于他们的译经和传法，尤其是对戒律（毗那耶）的翻译，有组织、有戒律的僧侣制度在中国开始发展。这使佛教成为一种更伟大的救赎宗教，并且鼓舞了更多的朝圣者前往印度“求法”。402年，慧远召集僧人和居士，在阿弥陀佛（无量光佛）像前发誓愿往生西方净土，那是这位大乘佛教中的伟大菩萨所居之地。“它第一次证明所有的信徒共同拥有一种信仰，是佛教第一次以一种普遍的救赎宗教的形象出现。”[1402]

自4世纪后期以来，中国开始出现各种佛塔（窣堵波）和佛堂。同时，开始在岩石上雕凿佛窟，信佛者人数剧增。这时期的皈依不再关乎个人信仰或良知，而是某种团体（甚至大众）行为。这一时期佛教的胜利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有着惊人的相似：都宣称僧侣阶层的自主性。404年，慧远撰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正如在欧洲，教会的财产不可剥夺一样，佛教徒的某些行为也被认为是不容侵犯的，例如剃度、独身和持戒。[1403]5世纪以后佛教信仰如此昌炽，许多相应的问题开始出现。例如大量的“伪造度牒”（可以避免税役），假意向寺院捐赠土地同样也是为了逃税。大量的钟和佛像被铸造，以致没有足够的金属来铸造钱币和犁。中央政府担心太多的男子出家远游成为行脚僧或托钵僧会破坏作为社会核心的家庭生活。从这开始播下了后来对佛教不满的种子。

求法在5至9世纪也达到高峰。许多僧人前往印度，撰写游记。最有名的是法显，399年，他以六十多岁高龄离开长安，游历长达15年。他撰写了《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并带回大量佛经，将其翻译。这些求法僧人撰写的记述非常准确，为当时的亚洲史提供了许多资料。据谢和耐的统计，已知翻译的佛经总共有1692种，其中包括被认为是佛陀本人的讲法。515至946年，制作了大约14种汉译佛经的书目，使我们得以重新构建佛教影响鼎盛期的思想和活动传播情况。最多产的翻译队伍是玄奘（602—664）主持的译场，他西行印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待了5年，然后返回中国，用了18年的时间翻译了全部印度佛经的四分之一，约计1350卷，而在他之前的六个世纪里，185位译者总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