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巴格达和托莱多的哲学与代数

一例外都妆点着珠宝和香水。然而，这一装饰思想所传达的含义比这个词在西方表达的意义更多。伊斯兰教认为安拉创造了世界，世界是完美的。因此，人类没有真正创造的余地，人类能做的就是美化安拉创造的东西。于是，美化、点缀、装饰被理解为并非真正的创造性活动，也不是对安拉创造之物的改进，而是崇敬和赞美安拉的方式。与此相关的是，前现代穆斯林没有类似基督教十字架的宗教象征（新月符号是现代发明的）。只有安拉的话语是神圣的，其他所有形状和图案都是中性的，可互换的。[1230]因此，清真寺建筑与装饰的整个思想都强调了信仰的谦卑和内在性。主要的装饰是拱形，但是清真寺的中心是米哈拉布，即面向麦加方向的礼拜壁龛。壁龛周围的装饰最为浓重，两种主要装饰形式是阿拉伯花饰和书法。

阿拉伯花饰的产生并非全然因为禁止描绘人物形象。《古兰经》并没有禁止描绘人物形象，早期伊斯兰社会的画和雕塑绝非不存在，就连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的肖像画也有。对人物的描绘实际上到14世纪才开始消失。阿拉伯花饰背后的思想其实来源于几何学。阿拉伯人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了比例是美之基础的思想，而且他们认为那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因为它鼓励人们进行抽象思考，“一项通往纯洁的活动”。[1231]阿拉伯语中没有表示阿拉伯花饰的词，而且也没有关于其功用的详尽理论。说到底，线条发挥了主要效果。它谦卑而平等（没有一个图案比另一个更重要），这是伊斯兰诗歌所珍视的文字游戏的视觉体现。它的目的是为了使注视者眼花缭乱，从而令其清醒头脑，思考安拉。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清晰连贯的图形不会出错。[1232]

书法的力量来源于这一主要事实：《古兰经》代表“直接、神圣的话语”，穆罕默德认为书写是“人每日食粮的关键之一”，因此它成为与基督教艺术中圣像类似的东西。《古兰经》之于穆斯林就如同耶稣（不是《圣经》）之于基督徒：那是安拉对他的信徒显露自己的方式。正如命理学总是流行于神秘主义者之间一样，一些苏非派（见下文）将阿拉伯字母表视为神秘玄妙。但是对书法更好更典型的理解是将其视为“文笔的修辞”，即对文字的装饰，使其反映几何学的和谐。[1233]

这种对装饰的处理将我们带回了圆顶清真寺。圆顶建筑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在另一个层面上，它是一项复杂的政治行为。实际上那时候的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古兰经》从未直接提到耶路撒冷，也没有提到耶路撒冷在哪里。早期伊斯兰著作中，耶路撒冷被称为埃利亚，这是罗马人为了将耶路撒冷去神圣化、消除犹太教和基督教影响而取的名字。圆顶清真寺建造的目的是超越圣墓教堂和犹太教最神圣的场所（根据拉比的传统说法，亚伯拉罕就是在这里愿意献祭自己的儿子，这里也是圣殿约柜放置的地方）。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所说：“阿卜杜勒·马利克似乎在说，这是最终的赦免之圣殿——献给亚伯拉罕宗教的新圣殿，它取代所罗门的圣殿，将赐予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启延续下去，并改正他们所犯的错误。”例如，刻在神龛上的《古兰经》铭文明确否定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思想：“安拉唯一，没有同伴，没有伙伴。”其他地方写道：“赞美献给安拉，他没有儿子……”正如圆顶清真寺所示，伊斯兰不仅仅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继承者：它取代了它们。[1234]

尽管取得了这些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成功，早期伊斯兰教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就其理想形式而言，它是一种比诸如基督教简单得多的信仰。它倡导平等，理论上没有神职人员，没有教会，没有表明某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特权、更接近安拉的级别。但是这并不能被同时行使世俗与精神权力的王朝所接受。当这样一个政权的反对者同样也是先知后代的时候，不稳定性加剧了。这就是反对倭马亚王朝的起义的背景，起义首先发生在747年，两年后再次发生。起义拥护的是先知的叔叔阿拔斯的后代。[1235]第二次起义之后，什叶派领袖阿布尔·阿拔斯被他的军队推选为哈里发，一个新的王朝诞生了。阿拔斯王朝将会持续五百年，阿布尔·阿拔斯的继承者曼苏尔的迁都之举标志了这一重大变化，他将首都从大马士革迁至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座全新城市，这座城市位于今天的伊拉克，靠近波斯旧都泰西封。曼苏尔给他的这座新城取的官方名字是麦地那·阿萨拉姆，意为和平之城。但是这个名字从未流行开来，人们总是用此地一直通用很多代的一座小城的名字称呼它：巴格达。[1236]

巴格达这个名字意为“安拉所赠”，但这座城也因为其形状为圆形而被称为“圆城”。这座新的大都市的建造用了四年时间，据说曼苏尔雇用了十万名劳工、工匠和建筑师。他选择这个地点，部分原因在于这里易守难攻，部分原因在于底格里斯河能使人们通向远至中国，上游还能到达亚美尼亚。泰西封的废墟是建筑用石料的主要来源。

巴格达的伟大哈里发有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君主曼苏尔、第三任君主马赫迪，还有哈伦·拉希德（786—809）及其子马蒙。“虽然还不到半个世纪，在那时巴格达已经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拥有惊人财富和国际地位的世界中心，唯有它能与拜占庭抗衡。”[1237]皇宫占据了这座圆形城市的三分之一，其中的奢侈品如传说一般华丽。哈里发的表妹兼妻子“不能容忍非金制或银制的器皿摆放在她的桌上”。在一次欢迎外国要员的队列中有一百头狮子。树厅的银制小鸟能“自动鸣叫”。[1238]城市的港口停满了从中国、非洲和印度周边来的船只。

人们从已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涌向巴格达。[1239]这座城市的位置意味着它离印度和叙利亚不远，最重要的是，它离希腊和希腊化世界不远。尤其是，它距离波斯西南的恭德沙普尔很近，那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杰出的学术中心。在这里活跃着一大群聂斯脱利教徒，他们是基督教的一个异端教派，如我们在前章所读到的，于5世纪被迫从更远的西方逃亡而来。（聂斯脱利派认为耶稣不仅具有神性，而且具有人性。）和他们一样，其他的政治和宗教难民也来到恭德沙普尔，包括一些从雅典的那所529年被基督徒关闭的异端学园（柏拉图所创办）来的人。因此，多年来，恭德沙普尔一直是持不同信仰的学者和无神论学者，尤其是医生的聚集地。在向已知世界学习药用草本植物、手术方法和治疗手段上，他们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兴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翻译外国文本是常事。恭德沙普尔的许多聂斯脱利家族发展为医学世家，（翻译的）医学手稿父子相传。恭德沙普尔还拥有第一家医院比斯马里斯坦。城内可以听到多种不同的语言——希腊语、叙利亚语、阿拉米语、梵语，反映了多种传统，文本多是从希腊语和梵语翻译到叙利亚语和阿拉米语。在恭德沙普尔于638年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这些学者很快学会了征服者的语言，开始了将希腊和印度的医学、几何学与其他科学手稿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宏伟工程。[1240]

这一模式后来传入了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翻译有价值的外国手稿这个主意本身一开始是基督教/犹太教/异教徒的做法。在阿拉伯世界没有这样的传统和先例，由于恭德沙普尔是不同宗教融合的国际城市，主持翻译的有犹太人、异教徒和基督徒，巴格达的翻译工作也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随着这座和平之城的规模和重要性日益提高，许多聂斯脱利派医学世家的后人和继承者来到这里。9世纪初，伊斯兰世界十分幸运地拥有了一位开明的哈里发马蒙，他十分同情一个半秘密的穆尔太齐赖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