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书籍的浩劫，基督教艺术的兴起

”的作家，主要是百科全书作家，他们使古典思想（或至少传播古典思想的作品）保存下来，在4世纪和四百年以后加洛林王朝的复兴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马西亚·柯里希描写了他们的工作。

第一个传播人是马尔提亚努斯·卡佩拉，奥古斯丁的同时代人，也是北非人。卡佩拉很可能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的著作中没有提及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主要著作有一个奇怪的书名：《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书的结构和内容也非常怪异，但是可读性很强，它至少表明他认为当时自由七艺摇摇欲坠，亟须保护。[1162]说是自由七艺，而不是九艺，部分是因为《圣经》中的《智慧书》：“智慧为自己建造了一间大屋，劈出了七根柱子。”医学和法学被马尔提亚努斯排除在外（也因此被中世纪大学的艺术学院和一些现代人文学院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不是“自由的”的艺术，而是“世俗的”东西。[1163]“婚礼”发生在奥林匹斯山，而且从一开始，墨丘利就是注意的焦点。墨丘利一直以来都充当神之间争斗和爱情的信使，这次他也想给自己找一位妻子。他被介绍给了“语文学”，语言的艺术，介绍非常成功。其他神灵同意赋予语文学以神性，在这对新人交换誓言后，阿波罗宣布了他的结婚礼物：七位仆人。“这七位仆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由七艺。”每项艺术都穿戴合宜地进行自我介绍。例如，文法是一位头发灰白的老妇人，一手拿刀，一手拿文件，“用它们驱赶野蛮，为佶屈聱牙的短语修补边角”。修辞学身材较高，年轻许多，也漂亮许多，“她五彩缤纷的衣装展现出修辞的花朵……”[1164]马尔提亚努斯提出的论点都有赖于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这本书虽然怪异，但是非常流行，它至少帮助保存了希腊思想的基本元素。

第二位传播者是波伊提乌，他在狱中等待行刑期间完成了著名的《哲学的慰藉》。他没有可以凭借的图书馆，只有脑子里的记忆。不过，在入狱之前，他曾经给自己规定了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作品翻译成拉丁语的任务。他的早逝意味着他没有完成这一任务，不过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方保存的这位伟大哲学家的唯一著作，确保部分希腊哲学被保存下来。同时，波伊提乌确信自己的翻译很有必要，这进一步证明他确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也证明当时这些作家的教导很少流传于世。

他在狱中完成的书，《哲学的慰藉》，被设计为波伊提乌和哲学夫人之间的一场优雅对话，书中的主题——为什么一个正直的人要遭受磨难——使它迅速流行起来。哲学夫人的形象非常不寻常：她的头触碰到云端，她的希腊式服装的褶边点缀着“实用”和“理论”的词语。她在开头就逐一赶走了波伊提乌试图从中寻求慰藉的其他八位文艺与科学女神。

卡西奥多鲁斯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同他一样，也在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宫廷位居要职。同波伊提乌一样，他也非常关心希腊研究在西方的衰落。（不过，同波伊提乌不同，他活的时间很长。[1165]）他的第一个想法是在罗马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他与教皇进行了接洽，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动荡，他的想法被拒绝。卡西奥多鲁斯接着转向正在兴起的修道院运动。他用自己的钱创立了第一所后来成为学术中心的修道院（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瑞姆），这一做法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许多其他修道院所效仿。他收集基督教和世俗的作品手稿，而且一生都担任校长。卡西奥多鲁斯具有当时人共有的基本观念，即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学习神学、教会史和《圣经》注解，不过同时他也相信学者需要自由七艺的教育作为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准备了一份“普遍知识大纲”，这是他作为一个传播者的主要工作，即《宗教和世俗读物总论》，并且把它附在一份古典作品的书目之后，认为它将有助于僧侣的理解。[1166]除了拟定应该阅读的书目，卡西奥多鲁斯还概述了自由七艺中每一项的历史，包括当时观点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在他们生前曾经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这一套思想为中世纪许多僧侣学校的课程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了能够阅读这些古典作品，需要更多的抄写本。因此在卡西奥多鲁斯的鼓动下，许多僧侣学校开始有选择地抄写古典作品，这也是修道院成为学术中心的另一个原因。卡西奥多鲁斯还编写了一本拼写书，它一般被用来证明，当时除了希腊研究在衰退之外，拉丁文的读写能力也在下滑。

我们已经谈到了7世纪早期的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他在思想传播中最重要的工作是编写了《词源学》，书名本身反映出他的观点，这一观点在一个对象征主义和寓言着迷的时代并非罕见。他认为，通往知识的道路要从词和词源入手。虽然他犯了许多错误（仅仅词源相似并不意味着它们表达的物体和思想也相关），但是他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除了基督教主题外，还有生物学、植物学、语文学、天文学、法学、鬼怪、石头和金属、战争、游戏、造船和建筑等。马西亚·柯里希说，伊西多尔在写作中投入的热情和特殊的兴趣表明，他认为“如果自己不凭借广博的知识和剪刀糨糊的帮助来挽救文化，没有人会这样做”。尽管有许多缺点，但是在中世纪早期，《词源学》成为一本标准参考书。（正如查尔斯·弗里曼指出的，“参考”是个关键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12与13世纪之前，这些作品起到了启发思想的作用”。[1167]）

历史学家诺曼·康托认为，这些传播者既不是创新思想家，也不是语言大师，而不过是教书匠和教材编纂者。然而，鉴于当时的危险情况，以及许多基督徒对古典和异教思想的敌视态度，也可以这么认为，这些传播者具有自己的价值。因为他们的努力，古典传统（或一部分古典文献）得以保存。

尽管从思想的角度，真正的黑暗时代从6世纪中期延伸到9世纪中期，然而其间发生了图书史上的两大重要变化。第一个是从东方传过来的新的书写材料：纸。在8世纪末左右，人们认为阿拉伯人从751年怛罗斯战役的中国战俘那里学到了造纸技术，纸成为莎草纸之外的另一个选择。[1168]一些从埃及过来的晚期古文稿显示出新材料的碎片，不过完全写在纸上的最古老的希腊文书籍一般被认为是梵蒂冈图书馆大约写于公元800年的著名书册。[1169]莎草纸在西欧直到11世纪仍在使用，但是即便如此，纸张很快流行起来，可能是因为阿拉伯人控制着从埃及出口的莎草纸供应，而且允许出口的都是低劣产品。一开始，拜占庭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纸张，但是到13世纪，意大利出现了繁荣的造纸业。

差不多同时，出现了第二个创新变化，它同样降低了生产书籍所需的纸张/莎草纸的数量。在书写字体上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传统的安色尔字体全部由我们所称的大写字母组成，非常大。虽然理论上抄写员可以把安色尔字体写小一些，但是实际上这并不常见，尤其当使用羊皮纸时，显得更加昂贵，因为N.G.威尔森提醒我们，羊皮纸只能通过屠宰动物而获得。[1170]为了节省成本，一张羊皮纸经常多次使用。誊写过不止一种作品的羊皮纸被称为“覆写本”，来自希腊语“我重新擦干净”。有些作家，例如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的一些作品是从覆写本底下没有擦干净的地方辨认出的。在9世纪末左右，人们对现在我们所谓的“草书小字体”做了各种试验，但是大多数都很难辨认。第一本年代明确的用清晰、成熟的草书小字体抄写的书是以修道院大院长波菲利·乌斯蓬斯基命名的著名的《福音书》，他是在参观黎凡特的修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