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书籍的浩劫，基督教艺术的兴起

奥古斯都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把帝国疆域的一面限制在三大河流之内，即莱茵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一面限制在非洲和阿拉伯的沙漠地带。他认为这些是天然屏障，即使帝国的进一步扩张很困难，也能够阻挡敌人。尽管如此，到3世纪，在帝国的几个边境地带，境外的一些部落决定继续进攻，给帝国带来了确实的威胁。[1132]此时，尤其在莱茵河以东，塔西佗名著中描写的零散的小部落已经不复存在。正如在上一章所解释的，这些众多的氏族合并成更大的部族，并且从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与波斯和日耳曼的边境战事不断，只有偶尔的停息。地理和外交两个因素相结合，使日耳曼人的进攻主要限于帝国西部，而东半部则较少受到冲击，特别在2世纪40年代萨珊王朝的进攻受到遏制后更是如此（例如，该地没有发生过货币贬值）。君士坦丁堡以海洋为屏障，一直无法撼动。这将对中世纪思想的保存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1133]

帝国政府一开始迁到米兰，后来迁到拉文纳（它面向大海，且从陆地很难攻击它）。[1134]西哥特人三次包围罗马城，并在410年的第三次进攻中，攻陷了罗马，掳走皇帝的姐姐加拉·普拉西提阿作为人质。5世纪早期，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国王盖塞里克从他们的据点西班牙入侵非洲，并在罗马领地上建立了第一个日耳曼主权国家。[1135]在奥古斯都和图拉真时代，罗马城拥有29家公共图书馆，人口超过百万。经过多年的血腥屠杀，它的人口剧减到3万，而且“既没有支持图书馆的资金，也没有使用图书馆的人”。[1136]正如约瑟夫·沃格特所说，现存秩序遭到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1137]到4世纪末，盗匪如此猖獗以致在有些地方法律允许居民携带武器进行自卫，最严重的地方是受日耳曼人侵略的省份。[1138]此时，许多公共建筑成为废墟，市民被严禁改变职业，未经允许不得出城（总有人试图逃离，到乡村谋生）。5世纪末以后，再也没有关于元老院的记载。税收不断增加。人们造出了一个新的拉丁词“罗马式”，描写罗马世界的文明生活，以区别于蛮族人的生活方式。[1139]

像以往一样，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夸张。许多高卢罗马贵族即使在日耳曼人占领期间也想方设法不让自己的领地受到侵犯。5世纪的作家仍然编纂作品颂扬罗马，甚至列举它的伟大成就。同样，约瑟夫·沃格特认为，陶工和织工作坊“似乎未受到风暴的冲击”。西哥特人的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和他的儿子们在阿维图斯的引导下，接触到拉丁文学和罗马法，并且深为感激。[1140]在昔日的帝国出现了两种法律并行的现象：罗马人的罗马法和勃艮第人的勃艮第法（惩罚较轻）。[1141]社会一团混乱，而且有时毫无疑问不如人意。但是，并不是完全的混乱。

实际情形是，野蛮人为了确立他们的权威，做了必要的最大限度破坏。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罗马文明，至少承认大部分罗马文明的优越性。因此在把当时出现的确定无疑的学术衰亡归咎于法兰克人、哥特人以及其他蛮族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另有原因。

让我们回到基督教。前面提到，古典时代早期的宗教宽容是普遍现象，而不是例外，但是随着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敌意越来越深，情况发生了变化。[1142]我们不能忽视当基督教成为国教时人们态度发生的变化。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服从新的神圣权力，它束缚着人们的内心”；最大的“需要”是超人类的启示。结果，当时的思想家对解开物理世界的谜不怎么感兴趣（或感到灰心）。“基督教学术的至高任务就是理解和深化神启的真理。”[1143]异教很少对罗马知识分子施加限制，然而基督教积极地排斥科学探索。米兰主教安布罗斯（374—397）说，关于天空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忽略，“因为它对我们的救赎有何帮助呢？”米兰是当时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人一直以来都乐意接受地球是一个球体的思想，它首先是希腊人的创造。在《博物志》中，普林尼写道：“人类分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双脚彼此相对而站立，天空的顶部在哪儿都一样，脚底下的土地在任何方向都是中央。”三百年后，拉克唐修挑战了这一观点：“现在有谁无知到相信人的脚比脑袋还要高？……庄稼和树木朝下生长？雨点、雪花和冰雹向上掉落地球？”[1144]拉克唐修的观点为大家如此普遍接受，乃至在748年一位叫维吉留斯的基督教神父因为相信对跖点说而被控异端邪说。

基督教思想整体上经常悖于异教/古典传统。修辞学是一个例子。传统上，修辞无法脱离作者而单独存在。但是在基督徒心中，是上帝在通过他的传道士说话。这是保罗的贡献，他强调圣灵的力量：说话的是圣灵，而不是个别人。这归根到底意味着拒绝把整个哲学和独立思考作为寻求真理的方法。[1145]尼撒的格列高利是所谓的卡帕多细亚教父之一，他们都是心仪于古典哲学的伟大雄辩家。就连他也说：“人类的语言只为了一个理由而存在：它是将被圣灵感召的内心情感清楚地翻译成上帝福音的媒介。”同样，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辩证法也被禁止：没有人可以同上帝辩论。主要因为这个缘故，除了两部逻辑学著作，亚里士多德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他能够保存至今，完全有赖于阿拉伯译者的努力。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的学者继续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但是，正如上所述，仅作为这些书的监护者，而不是为了增加新的思想。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理由是哲学思考已经成为异端分子的同谋，是导致基督徒发生争执的“罪魁祸首”。许多学者开始往东走，先进入埃德萨，一座美索不达米亚古城，那里聚集了几个著名的学园。然后他们穿过波斯边境到达尼西比斯，那里的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理查德·鲁本斯坦说，这就是阿拉伯人继承亚里士多德和希腊科学财富的方式。聂斯脱利派（即景教）教徒以语言学家著称，他们把大量的希腊科学和医学著作翻译成叙利亚语，它是当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际语言。[1146]

医学提供了基督教扼杀西方思想的其他例子。希腊人虽然没有在寻找疾病的处方上特别成功，但是他们发明了观察症状的方法，以及疾病是一种自然过程的思想。公元2世纪，在罗马，伟大的医学家盖伦提出，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按照一个目的创造了人体，“身体所有部分的功能都是为了完成这一目的”。[1147]这一说法与基督教思想如此吻合，乃至于在公元500年左右，盖伦的著作被编成十六卷，成为一千年来的医学经典。它标志着从科学探索到魔法和神迹的转变。圣泉和圣所成为人们寻求治疗的处所，瘟疫被解释成“上帝施加”的惩罚，中世纪意大利的油画仍然显示出瘟疫被上帝用箭射出，正如一千多年以前荷马世界中的阿波罗一样。希波克拉底早就把癫痫描述为一种自然疾病，而晚至14世纪，英格兰医生加德斯登的约翰建议在病人的身上放白狗毛，同时为他读《福音书》来治疗。这一方法在金口约翰那里得到了简明的概括，他是一个虔诚的保罗门徒。“约束我们的理性，清空我们的世俗学问，用一颗澄净的心接受上帝的福音。”[1148]这不仅仅是漠不关心。布雷西亚的菲拉斯特里亚斯暗示，对经验知识的寻求本身就是异端邪说。“有一种关于地震的异端邪说，认为它不是出于上帝的旨意，而是源自元素的性质……他们［异教徒］无视上帝的力量，自以为是地把力量的运动归因于自然要素……就像某些愚蠢的哲学家把这一运动归于自然力量，而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