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法律、拉丁语、读写能力和自由七艺

挥官”。拉丁语是一种具体的、明确的语言，尽量避免抽象。约瑟夫·法雷尔说，古典拉丁语是一种男性语言，“我们发现用希腊语写作的女性要大大多于用拉丁语写作的女性”。[936]

当然，许多英语单词来自拉丁语，它们的语源有助于说明罗马思想。例如，“保民官”（tribune）本来是部族的首领，他们后来成为以保护人民为职责的行政长官。他们使用的高座，因其所处的高位，被称为“高台”（tribunale），这样就产生了英语中的“法庭”一词（tribunal）。“候选人”（candidatus）一词用来描述行政长官职位的申请人，但是它起源于申请人拉选票时穿的亮白色托加长袍（candida）。[937]英语中的“达到顶点”（culminate）一词来自拉丁语“芦苇”（culmen），人们用它来搭建屋顶以完成整座房屋。“冥思”（contemplari）和“庙宇”（temple）有关系：“冥思”起初指仰望天空。一开始，神圣建筑被称为“圣所”（fanum），因此所有神殿前的非神圣地面都被称为“世俗”（pro fanum）。[938]尽管与希腊语相比，拉丁语作为一种诗歌语言有不足之处，但是它是一种内部联结的逻辑系统，这使它成为引起后世极大兴趣的一大课题。

古典拉丁语的鼎盛时期，所谓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白银时代”）是奥古斯都时期，产生了西塞罗的散文和维吉尔的诗歌。在那之后，它的发展道路很不顺利，直到最后成为一种死语言。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欧洲普通民众的口头语言在发生变化，衍化成各种各样的“罗曼语方言”。但是拉丁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作为口头语和书面语，拉丁语一直到17世纪都是学术、外交和教会事务的通用语，在欧洲的某些地方甚至更晚。[939]同时，文学语言（受过修辞学训练的作家的语言）离普通人说的拉丁语越来越远。虽然有西塞罗的优雅和维吉尔的流畅，大多数人还是使用一种通俗拉丁语。当那不勒斯以南的庞贝城在公元79年因为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时，它的日常生活也在瞬间被“冻结”。现代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墙上的涂画作品，用意大利语就是“涂鸦”。它们保留了公元1世纪中期普通人的日常拉丁语。许多“涂鸦”是对仇人的粗俗诅咒，大大不同于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语言。[940]

拉丁语在教会中也变成主要语言。基督教开始是在地中海东部的希腊语人群中发展起来的（罗马的第一批主教都说希腊语）。[941]第一批基督教传道士和《新约》的作者使用了希腊化世界的通用希腊语，即所谓的希腊“通用”语。不过，早期基督徒使用的是普通人的拉丁语，他们是第一批皈依者。另外，他们避免使用西塞罗的文学风格，因为那种风格代表上层阶级的异教信仰。不过后来发生了变化。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沦陷，教会接管了帝国的一些职能（下一章将讨论），基督教采纳了拉丁语，而且是西塞罗和维吉尔语言中较精致的成分。这在公元400年前不久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在书中，他以一种亲密的忏悔语气，讲述自己皈依基督教的过程。[942]就拉丁语对西方教会的影响而言，也许更重要的是圣哲罗姆从约公元380至404年的《圣经》翻译。[943]这部《圣经》武加大译本融入了许多古典传统，如讽刺诗和自传，产生了一部流传几个世纪的标准文本。[944]

现在回到罗马青年的教育问题。第二阶段的教育从十二岁到十五岁，主要内容是语言和文学。学习的主要教材是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学生大声朗读这部作品以及其他作品，培养批评技巧，对其中的文法、修辞以及作家对神话的运用发表评论。十六岁时，男孩们从文学转移到修辞学，通过参加公共讲座来学习。

西蒙·普赖斯说：“修辞学在现代的名声不太好。我们更重视‘诚恳’而不是‘矫饰’，因此我们现代的喜好为我们欣赏拉丁和文艺复兴文学带来了真正的问题。正如C.S.刘易斯所写的：‘修辞学是我们和古人之间的最大障碍……几乎所有的古老诗歌都是那些人写成的，在他们眼里，现代形式上的诗歌和修辞学的区分毫无意义。’”[945]修辞学的学习分成两种：劝告和诘问。劝告是为了帮助男孩们组织论证。他们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争论，例如，恺撒是否应该接受王位？在诘问训练中，男孩们会面临许多法律难题。例如，普赖斯提到了一个案例：儿子同父亲吵架后，被赶出家门。在放逐中，儿子学习了医术。后来，父亲生病，当他的医生无能为力时，儿子被召唤回来。儿子开出了一个特殊处方，父亲服药后死亡。儿子平静地喝下自己开的药，却没有死。不过，他还是被指控杀父。在课堂上，学生必须为起诉方和辩护方提供辩词。[946]

这样的体系似乎很有效，因为教师的特权在罗马变得很普遍，当然迈克尔·格兰特认为当局应该有更多地介入，以维持标准。公元69至79年在位的韦斯巴芗皇帝为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修辞学设立了两个带薪席位。即使在罗马城之外，教师也可以豁免各种市民义务。[947]

罗马读写能力的传播是逐渐的，但是非常重要。涂鸦的存在以及普通士兵多多少少能够写家书这一事实表明，读写能力已经扩大到元老和政治家之外的人群。[948]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夸大。古罗马没有眼镜，没有印刷的广告，没有时间表，没有《圣经》的大众传播。[949]一项估计是，古代雅典具备我们所说的读写能力的人不超过5%，而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不超过10%。[950]无论雅典还是罗马，一开始，读写能力可能并不具备像我们今天这么明显的优越性。许多古人拥有了惊人的记忆力，能够没有差错地背诵大段材料。其他人则满足于听他们的背诵，对记忆力的尊敬由来已久。[951]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二手”方式“具备读写能力”（从“了解书本”的意义上）。[952]

否认读写能力广泛传播的论据包括经济因素。在古罗马，书卷是用莎草纸黏合而成的，携带和阅读比较困难，而且长长的书卷使得笔管和墨水写作因文字增加而尤其困难。尽管如此，书还是得到复制，西塞罗曾经派人把书卷送给他的朋友阿提库斯，后者让奴隶随时抄录。贺拉斯提到了索苏兄弟，说他们的图书销售/出版收益可观。昆体良和马提亚尔都提到了出版家特里丰和阿雷克特斯。[953]这有点可疑。根据一项估计，公元1世纪，在埃及一张纸莎草纸的价格是30至35美元（按1989年的价格），在其他地区更贵。马提亚尔的第一卷《隽语》大约700行，标价为20塞斯特尔提乌斯（=5迪纳厄斯），第十三卷（276行）标价4塞斯特尔提乌斯（=1迪纳厄斯）。为了给大家一个价值概念，马提亚尔本人说过：“一个阿斯（古罗马铜币）可以吃一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一个女人。”1阿斯相当于1/18迪纳厄斯，因此，约翰·巴斯比说：“买一本马提亚尔的一卷《隽语》的钱可以吃四十五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四十五个晚上的女人。他能卖出一本才怪呢！”[954]

当然大多数作品并不是隽语或哲学。它们都是事务性的，涉及农场或生意管理、账簿、写信等。这就是威廉·哈里斯所说的“手艺人的读写能力”。在《萨蒂利孔》中，释奴厄西昂在提到阅读法律材料的能力时这样评论道：“这件事情能挣到面包。”[955]随着时间流逝，书面合同获得了地位，在有些城市，提交书面合同成为强制性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