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法律、拉丁语、读写能力和自由七艺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时，留下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私人图书馆。为了辅助研究，他曾经收集了数量众多的书籍，用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话说，“他是第一个把书籍收藏起来的人，也是第一个教会埃及国王如何排列图书馆藏书的人”。[898]后来，“几经辗转”，他的藏书落到了一个居住在帕加马的家族手中，“他们将其藏在地下，防止被国王充公”。[899]他们后来把书卖给一个叫亚贝里康的藏书家，后者把藏书带到雅典。公元前86年，罗马独裁者苏拉入侵阿提卡，攻陷雅典，不久亚贝里康去世，苏拉没收了他的图书并将其运回罗马。苏拉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批藏书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及其继承者泰奥弗拉斯托斯的著作，这些是别处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的。这些书的状况很糟糕（虫蛀、发霉），但是能够阅读和抄录，从而得以保存下来。[900]

罗马人对希腊的生活方式、思想以及它的艺术成就的尊崇，是贯穿整个漫长帝国时期的主导思想。当我们现在谈论“古典作品”时，我们常常指希腊和罗马文学。不过，是罗马人发明了“古典”这个概念，认为过去曾经被思考、被书写过的最优秀的东西值得保留并能使我们从中获益。不过，这样表述的话，就掩盖了罗马和希腊在思想领域的真正差异。当希腊人为其自身的缘故对思想产生一种几乎是游戏的兴趣，继而探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时，罗马人却对人与人之间以及利益（即思想的有用性，对人间事物带来的影响）有着更大的兴趣。正如马修·阿诺德所说：“拉丁经典的力量在于它的性格，而希腊经典的力量在于美。”[901]有许多本身就被我们尊为经典的罗马作家：小说界有阿普列尤斯，诗歌界有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马提亚尔、尤维纳利斯，戏剧有泰伦斯、塞内卡和普劳图斯，历史学有西塞罗、撒路斯提乌斯、普林尼和塔西佗。他们每个人都做出了某种高于他们希腊同行的贡献。但是，尽管他们的作品受人喜爱、使人受益，但是他们并没有构成罗马世界的主要思想革新。就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最重要的两种罗马思想是共和制度或代议制民主，以及法律。直接民主制是希腊人的发明，但是，我们得承认，它在现代鲜有继承者。而代议制民主则进入了从18世纪以降开始出现的各类共和国家的宪法体系，现在它已经植根于从阿根廷到俄罗斯和美国的许多国家。在古罗马，正如在当今的美国，政策要由参议院（或元老院）投票通过，再由享有“军权”的行政长官执行。军权是罗马人的一个特殊概念。[902]古代国王、贵族和行政长官都被授予军权，“它是一个关键概念，具有命令下属人员以及期望他们服从的指定权力……这种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范围很广，而且武断。一开始，表达军权的重要方式是通过战争把持有人或罗马的权威强加给被认为挑战了罗马的邻国”。征服是罗马人对于自身思考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903]

公元前510/前509年，国王被废除，选举产生的官员取而代之，罗马体制开始形成。这种取代王权的执政官或行政长官的主要特征是：任期限于一年；有两位享有相同军权的行政长官，“再也没有最高权力集于一人的时候了”；问责制，每年年底行政长官被要求对他的行为做出陈述。[904]连续的征服以及不断发生的变乱危机意味着这一体制有时会进行调整，关于此，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都有记载。在危机时，会任命一位独裁官，让人想起希腊世界的僭主；而在其他时候，如果在几个地方同时出现军事行动，就会允许出现一个以上的行政长官，有些负责军事，其他的履行民事行政职责。这样，共和国的行政机制才呈现出其熟悉的形式：行政长官执政，元老院参政（他们是一群老人）。[905]

一开始，当罗马城建立的时候，罗马国王的“军权”来自神灵。这样，国王有权代表民众行使权力。结果，军权成为行使者的一种特权，因此人们认为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这种权力。同时，军权也代表罗马本身的权力，或至少代表了它的人民的权力。军权是共和国得以运转的重要力量，[906]它不是一种抽象的权力概念，而更倾向于签署敕令（来自拉丁语“imperare”，意思是“命令”）。君主制被废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行政长官仍然就未来的行动听取神明的昭示（占卜）。行政长官就职的第一天，会早早起来，向神灵祈祷，以确定自己是否获得了行使军权的允许。尽管没有哪个确定可知的例子表明神明拒绝赐予他权力，然而仪式总是被认为是必需的。[907]

随着时间的流逝，行政长官开始分为那些享有军权和那些没有军权的人。独裁官和执政官享有军权；裁判官也有军权，这是一个新的行政长官阶层，成立于公元前366年，目的是减轻执政官审理法律案件的职责。没有军权的行政长官包括财政官，其实是法律和财政事务的调查官；保民官，职责是管理平民议事会；以及市政官，负责城市建筑、道路、城墙、高架渠等的修缮。最后是监察官，“他们的职责更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口调查，而不是监察”。他们的职责之一是确认哪些人违反了道德准则（这些人因此不能担任公职）。同其他行政长官一样，他们也都获准穿一种特殊的托加长袍，有占卜的权力，那是听取神灵昭示的高级特权。[908]

罗马的代议制民主非常复杂。它势必如此，因为到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时期（前63—14），单罗马城就有100万居民，帝国疆域东西横跨近5000公里（从大西洋到里海），南北绵延近3000公里（从英格兰到撒哈拉）。即使像奥古斯都这样狂热追求效率的人也无法独自管理这么大一个帝国。

在实际事务中，除了行政长官，还有四个政治实体。百人会议开始是作为一个代表军队利益的大会而出现的，但是后来它代表全体民众，由193个百人团组成。监察官根据公民的财产数，分配大家到不同的百人团。公民分五个等级：最高等级有70个百人团，最低等级只有1个百人团，它甚至没有登记为一个等级，代表了那些没有财产可以登记的人们。这些不幸的人被称为“最下层阶级”，因为他们不在现存的农业体系之内，只能生孩子。[909]就部落会议和平民大会而言，投票单位是部落。一开始，只有4个部落，都在罗马城，但是后来增加到35个部落，直到公元前241年，部落数开始稳定下来。在这两种实体中，富人不像在百人会议中那样享有相同的固有特权。关键的问题是结构平衡：百人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有地贵族，而平民大会只由平民组成，部落会议则是由所有人组成的大会。这些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仍然听从行政长官，后者对商业活动和选举时间表的讨论都有控制权。[910]

另一个重要实体就是元老院。起初，执政官每年选出一组新的元老。后来监察官承担了这一职责（公元前4世纪），改为元老终身任职，这一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使元老院成为国家结构中最持久的政治因素。另外，它的成员都是前行政长官，有经验，关系广，不再觊觎职位。这个特点给予元老院无限威望。[911]严格来说，元老院的角色是纯粹顾问性的：在任何时期，在罗马城的元老都有五百人，其他人则在各省行使职责。只有高级行政长官才有权召集元老院，当执政官就某一事情寻求意见而提交元老大会时，这样的大会才会召开。元老们按照顺序表达意见。首先是下一任执政官，然后是前任执政官们，依次发言。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元老院在天黑后不能开会），资历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