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以色列思想与耶稣思想

为什么被称为马所拉版本的原因。在库姆兰发现《死海古卷》后，我们对《圣经》在古代的变化过程形成了某种观点。在库姆兰发现了八百部书卷，其中有两百部是《圣经》经卷。例如，我们现在知道，撒马利亚人采用的《托拉律法》，粗略地说，与马所拉版本有六千个不同之处。撒马利亚人是北方的一个部落，大部分人没有被流放。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撒马利亚本与《七十子译本》相一致的地方有一千九百处。[681]举个例子便可说明编者的删改有多么重要和具有启示性。希伯来语言中有辅音，但没有完全明确的元音，因此一直有混淆的可能性。绝大部分希伯来词语由三字母词根构成，在不同的位置添加成分可以构成表示相似物体的一类词语。在一些情况下，这使希伯来语很高效，英语或法语需要三个或四个词语的地方一个希伯来词就足够了。但是，这也容易产生混淆。以大卫和歌利亚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为例。在他们那著名的交战中，歌利亚身穿铠甲，戴着头盔。考古发现表明，该时期的头盔上有个突起的金属条，它可以盖住战士的鼻子和额头。那么，从大卫投石器上射出的石头怎么可能打中歌利亚的额头并使其丧失战斗力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指额头的希伯来词metzach很容易与mitzchah混淆，后者指胫甲，其原理与板球垫一样。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词根：m-tz-ch。如果大卫将石头打在歌利亚胫甲之间的肉上，他就无法弯曲膝盖，可能会失去平衡而摔倒，大卫才能扑到他身上并杀死他。[682]

《先知书》分为前先知书，如《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和《列王纪》，主要是叙事；和后先知书，有《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第5章已经谈到它们。便西拉在公元前180年左右写作时，提到了“十二先知”；因此，《塔纳赫》的这部分肯定在那个时候已经确立。[683]《文集》主要由智慧书文学和诗歌作品（《诗篇》《传道书》和《约伯记》）组成。这些经卷的写作晚于其他部分，它们成为正典的原因可能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犹太人受到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业者安条克·依皮法尼的迫害，他试图将希腊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并毁灭希伯来《圣经》。作为回应，犹太人将《文集》作为其正典的一部分。在便西拉的《智训》开端（该卷成为《次经》的一部分，且不应与《传道书》混淆），他提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经卷：《摩西律法》《先知书》和“其他经卷”。既然《便西拉智训》在公元前132年左右被翻译成希腊文（由作者的孙子翻译），我们可以认为正典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684]这个正典究竟有多“正式”，这一点值得怀疑。库姆兰的《死海古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现的，它庞大繁复，这本身表明当时存在众多经卷，其中一部分与马所拉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到耶稣生活的时代，虽然有“一部”正典，但没有理由推测这就是“唯一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其他受崇拜的经本没有广泛流传。[685]

《七十子译本》，即《塔纳赫》的希腊文译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菲勒底法国王（前285—前247）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1年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城市的规划修建了亚历山大港。它位于地中海和一个湖泊之间的地峡上，靠近尼罗河最西端。作为埃及的一座希腊城市，这里到处是宫殿、神庙，还有一座大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很快使它成为“世界思想和文化之城”。[686]）然而，图书馆馆长德米特里告诉托勒密，他缺少五卷重要的经文：《托拉律法》。于是，托勒密找到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以利亚撒，后者让七十位学者将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在没有互通有无的情况下，这七十位学者每个人给出了相同的译文。较大的可能是，作为口语的希伯来语在流亡过程中开始消失，阿拉米语（耶稣的语言）取而代之成为口头语言。慢慢地，希伯来语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像中古拉丁语一样），在亚历山大港希腊化的犹太人中产生了对希腊文版本《圣经》的需求。《托拉律法》可能早在公元前5/前4世纪就被翻译成了希腊文。让我们感兴趣的除了翻译传说的不可思议之外，还有就是《七十子译本》包含了我们使用的《旧约全书》的所有经卷（只是顺序不同），外加《次经》和《伪经》。[687]

《次经》包括《便西拉智训》《犹滴传》《马加比二书》《多比传》和《智慧书》。在耶路撒冷，虽然它们具有二等权威，但是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受到了神的启示。在亚历山大港，虽然人们认为它们不那么重要，但仍视它们为正典的一部分。[688]《伪经》的得名是因为当时习惯将不知名作品归在过去的著名人物下。例如，《所罗门智慧书》是其“作者”死后很久才写下来的。《禧年书》描述了从创世到犹太人在西奈流浪这段时间的世界历史，并且加入了一些细节，如亚当儿子的名字，长幼依次为该隐、亚伯和赛特。其他经卷提供了关于出埃及的其他细节。[689]然而，《次经》和《伪经》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耶稣出生前犹太教思想的发展形成，如撒旦思想的出现、肉体复活与灵魂复活的区分、死后回报与惩罚思想的出现。“冥界”，即死者居住的阴间（可能不太舒适），现在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好人的天堂，一是恶人的地狱。这些思想可能是以色列人在流亡中，第一次接触巴比伦琐罗亚斯德教教徒时遇到的。[690]

值得再次注意的是，希伯来《圣经》与差不多同时期的希腊文学有多么不同，尤其是《塔纳赫》的狭隘视野。正如罗宾·莱恩·福克斯所说，它对铸造世界的政治或其他伟大力量（经济、科学甚至地理学）没有详细的关注。一些比较可以凸显这一差异。例如，《旧约全书》中的《底波拉之歌》和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一样，探讨了战败对敌国王室女性的影响。希伯来《圣经》是一部胜利者的颂歌，他们对那些妇女的处境冷眼旁观，他们说：“主啊，愿你的仇敌都灭亡。”相比之下，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表现了对这些妇女的同情：众神可能为希腊而战，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敌人有权受到人的待遇。[691]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与希伯来《圣经》之间存在更大的鸿沟。希罗多德认可奇迹，修昔底德看到事件背后的“命运之手”。希腊人在文献中搜寻，亲赴现场调查，访问能找到的目击者。他们认为人应当为其行动负责，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而且尤其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众神的地位，而希伯来《圣经》几乎完全相反。经文是匿名的，没有研究的迹象：没有人为了亲自调查而旅行，或试图把希伯来故事与经文之外的独立资料做比较。希伯来《圣经》的目的是讲述创世起的整个世界历史，它处理上古事件的方法与处理最近发生的事件的方法相同。《创世记》中的叙事到处都是虚构的日期（后面的经卷好一点），也从来没有受到怀疑，不像修昔底德，他意识到各地历法之间有何不同。《旧约全书》的要点是希伯来人与其上帝之间的关系。它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只关注自身的故事。一些学者阐明了这样的观点：在公元前120年左右写成的《马加比二书》中，“犹太教”首次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被使用，将犹太人区别于希腊文化的生活方式。[692]然而，《塔纳赫》真正让人感动的是它对面临重大问题的普通人的关注。“犹太人是第一个寻找词语，表达人类最深层情感的民族，尤其是身体或精神遭受折磨、焦虑、精神绝望和孤寂时所产生的情感……”[693]一些文本是从早期作品中“借来”的。例如，《箴言》是埃及作品《阿门涅墨坡的智慧》的乔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