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神话中的西亚元素》（1997）中提出的。韦斯特证实了在《吉尔伽美什》和《伊利亚特》之间、吉尔伽美什和奥德修斯之间，以及萨福和巴比伦诗歌之间大量的重叠之处。[637]这不是为了贬低希腊人的成就，而是把它置入一个合理的背景中，并且重新证明（对不住伯纳尔教授），从整体上，传统认为希腊文明更多源自中东和巴尔干地区而不是北非的观点仍旧占上风。虽然这样的背景对表明希腊思想的可能来源是必要的视角，但是它丝毫没有改变这些思想本身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卒于公元前322年。1962年，牛津大学的思想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耶鲁大学举办了系列讲座，讲座内容后来以著作形式出版。在书中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死后，希腊发生了一个伟大的变化。“大约十六年后，伊壁鸠鲁开始在雅典授课，之后是来自塞浦路斯基提翁的腓尼基人芝诺。短短几年之内，他们的思想就发展为雅典的主导哲学流派。似乎突然之间政治哲学销声匿迹。没有人再谈论城邦，也不谈论如何教育公民履行自己的职责……带有必然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的成就观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平等观代替了等级观；人们不再强调专家的优越性，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个信念：每个人都能自己发现真理，都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样过上幸福的生活；对意志、道德属性和性格的强调代替了对知识才赋的强调；内心生活代替了外部生活；人们不再强调政治参与，而强调个体自足，赞美苦修，像新教徒一样履行职责……强调这样一个事实：最高的德行是灵魂的宁静，个人救赎不是由积累知识或逐渐增加科学信息而获得（像亚里士多德教授的那样），而是通过突然转变信仰——内心之光的照耀。人被分成转变了信仰的和没有转变信仰的两类人。”[638]

伯林认为，这就是希腊个人主义的诞生，它是西方政治理论中的三大转折点（在后面我们将讨论其他两大转折点）之一。他认为，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对人的思考经常是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角度进行。所有人（哲学家、戏剧家和历史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的自然生活就是城邦的制度生活”。“人们不应该说一个公民属于他自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而应该说，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城邦，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一部分。”[639]伊壁鸠鲁的观点非常不同：“人的天性不适合居住在公民社群中。”[640]他进一步说，除了个人幸福，没有什么东西其自身能成为目的。公正、税收、投票，这些东西除了能给个人带来幸福外，本身没有价值。独立就是一切。同样，芝诺之后的斯多葛学派追求无情，即没有激情，他们的理想是达到冷漠、超然和无动于衷。“人是拴在推车后的一条狗，如果他够聪明，就会跟着车跑。”[641]芝诺既是一位斯多葛学派信徒，也是一位数学家，他告诫人们要反省自身，因为除了自身，没有别处可看；要遵循自然之律，此外别无他律。社会是生活中最重要目标（自足）的最大绊脚石。他和他的追随者提倡一种极端的社会自由：男女杂交、同性恋、乱伦、食人肉；人类的法律是非理性的，“有智慧的人不需要这些”。[642]

伯林认为这一思想断裂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是肮脏的行业，不配让有智慧的人和有德行的人为之献身的观念开始扎根。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分裂成为绝对事实……重要的不是公共秩序而是个人救赎。”[643]他承认，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变，是因为马其顿的腓力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过程中毁坏了许多城邦，导致城邦变得无足轻重。随着古老而熟悉的标志被毁灭，人们被一个强大的帝国所包围，一种对个人救赎的忧虑是情理之中之事。人开始退回到自身。[644]

伯林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而且，亚历山大大帝没有毁坏城邦，相反，新的城邦在产生。[645]伯林发现，新思想起源于公元前5世纪的安提丰和第欧根尼。安提丰是诡辩家；第欧根尼反对城邦，相信只有真正独立的人才是自由的，“只有自由能让人幸福”。只有对个人生活的追求才能满足人的最深层需要，人只有追随自然才能获得幸福和尊严，也就是说，要无视人为的安排。[646]事实上，伯林想知道，这种思想是否来自东方，因为芝诺来自腓尼基的塞浦路斯殖民地，第欧根尼来自巴比伦，其他具有相似思想的人来自西顿、叙利亚和博斯普鲁斯。（“没有一个斯多葛派信徒出生于古希腊。”）

无论起源于何处，这场思想革命包括五个要素：第一，政治学和伦理学开始分离。“现在，自然的单位不再是群体……而是个人。他的需要、他的目标、他的解决方法、他的命运才是最重要的。”第二，唯一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外部生活是不重要的。第三，伦理学是个人的伦理学，它带来了一种尊重个人生活的新价值观，后者又产生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由思想，即必须规定边界。超出此边界，政府无权侵犯。第四，政治被贬低，被认为不值得真正有才能的人为之献身。第五，在两种观念之间出现了重大分歧，一种认为所有人被一个相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另一种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立的岛屿。这肯定是此后人们之间的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区分。

“古典”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在21世纪，它包含了一种卓越和某种品位：古典音乐、古典摇滚、这家或那家出版社的“古典作品”书目（那些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熟悉的著作，不管它们出自什么时代）；甚至还有古典汽车，它已经成为拍卖行销售目录中的一个固定类目。当我们描述某种东西是“古典的”，我们指它是该类中最好的，好到可以成为将来的标准，经久不衰。但是，当我们谈及古典希腊时，我们说的是公元前5世纪的整个希腊，尤其是雅典，即本章提到的人物和思想。[647]正如艾伦·布鲁姆所坚持的，这些思想和实践虽然在当时都很新，但是从那以后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将在第9章看到，正是罗马人对希腊生活方式的敬重才产生了“古典”这个观念，它认为过去曾经被思考、被书写、被雕刻、被描绘过的最优秀的东西都值得保留并能使我们从中获益。我们有很多要感谢罗马人的地方，但是对那些因为艾伦·布鲁姆以及他的同行保卫了两千五百年前一个小小城邦“已经死去的、白人的、欧洲男性的”文化成就而进行攻击的人，下面的回答可能是最好的。这是德国科学史学家特奥多尔·贡珀茨的话：“我们几乎所有的智识教育都发源于希腊。彻底了解他们的起源是使我们从其压倒性影响中解放出来的必不可少的前提。”[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