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以色列思想与耶稣思想

公元前597年，威胁以色列已久的灾难最终摧毁了它。在尼布甲尼撒王的率领下，巴比伦人攻陷了耶路撒冷，俘获了国王并且任命了他们自己的总督。根据《列王纪下》，“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一万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被掳走，只留下了这片土地上最贫穷的人。[649]更糟糕的是，被任命的总督如此不得民心，以致起义接连不断，城市再次遭到攻打。最终，当这座饱受灾难的城市在公元前586年再次陷落时，巴比伦人肆意破坏，将城市洗劫一空，包括圣殿。能逃跑的都逃跑了，又一批俘虏被流放。“从那天起，更多的犹太人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而不是它境内。”[650]

现在还不能确定究竟殃及了多少人。虽然《列王纪》提到了1万人，但是《耶利米书》中的数字更适中些，总计约4600人，其中前586年的人数只有832人。另一方面，这些数字可能只指成年男子。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我们所讨论的总数可能是2万人。无论哪种情况，它都是一个小群体，这一事实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因为它使流放中的犹太人更容易保持凝聚力。

对他们而言，这个不幸从多方面来看都是灾难性的。正如保拉·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犹太人本可以从他们的困境中得出一个“或许是最现实的结论”，即他们的上帝实际上远不及邻国的神强大。然而，犹太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以色列的不幸证实了先知的预言，证明它已经远远背离了与耶和华的立约，并因此遭受惩罚。这意味着犹太人的行为需要一个重大变化，而流放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651]

犹太教大部分教义是在流亡中形成的，不过今天的犹太教教义像基督教一样都超出了其早期阶段。（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犹太教是在公元200年左右确立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犹太人因为缺少自己的领土，也没有一位政治或精神领袖，他们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保全他们的身份以及他们与其上帝之间那种独一无二的关系。答案就在他们的作品中。在犹太人流亡期间，还没有产生我们所知道的《旧约全书》或称希伯来《圣经》。相反，他们有包括民法在内的书卷合集，有《十诫》，有一本据说是摩西编写的其他宗教法律，有《战事记》，有先知的语录以及在圣殿中吟诵的诗篇。[652]

之前，抄写员并没有特别的声望。此时，由于经文对信仰变得越来越重要，抄写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实际上，有段时间他们比祭司还重要，因为他们得到富商的资助，记录使传统得以确立、使人民能够团结的材料。另外，很多以色列同胞将书写看作是一种近乎巫术的神圣活动。当然，抄写员不但会书写，还会阅读。在美索不达米亚，他们读到很多苏美尔人、亚述人以及巴比伦人写的东西，并且适时地翻译了他们的文字。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受到了其他文化，包括其他宗教信仰的影响。

但是，在流亡过程中得到巩固的不仅仅是成文的传统。某些饮食规定和割礼也开始确定下来，“以彻底区分犹太人和异教徒”。[653]（古代的其他民族，如埃及人，行割礼，叙利亚人不吃鱼类。）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比犹太人的天文学要先进许多，因此他们据此更新自己的礼仪年，制定了一个固定的节日周期：逾越节（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人穿越红海到达应许之地从而建立国家之前，击杀埃及人而逾越犹太人）、五旬节（《摩西律法》的制定和宗教的确立），以及赎罪日（对审判日的期待）。曾在《以赛亚书》中提到的安息日正是在这时才具有了新的意义（这样推断，是因为记录显示，当时最受欢迎的新名字是“安息日”）。“安息日”在前面章节中提到过，原本是个巴比伦词语和习俗，意思是“满月日”，在这一天人们不用劳作。[654]甚至有些证据表明与上帝“立约”的思想是在这次流亡期间产生的。它使人想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古老观点，而正如我们即将谈到的，最终将犹太人从流亡中解放出来的居鲁士大帝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

巴比伦之囚从公元前586年持续到前538年，还不到半个世纪。然而，它对犹太人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大部分流亡者被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南半部，就在巴比伦附近。他们可以自由地建造房屋、经营农场，以及自由地信仰其宗教，尽管在巴比伦并未发现一座犹太圣殿。很多人似乎是成功的商人，并且在当时用楔形文字撰写的商业泥板上，犹太人的名字有所增加。[655]

虽然流亡本身并不艰苦，但是犹太人的境况还是在公元前539年得到极大的改善。这一年，波斯人和米底人组成的盟军征服了巴比伦。这支盟军由阿契美尼德（“伟大的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统率。此外，居鲁士大帝不仅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信徒，而且对其他宗教也非常包容，他不愿意让犹太人继续当俘虏。公元前538年，犹太人被释放（不过很多人不愿离去，巴比伦作为犹太文化中心持续了一千五百年）。[656]

希伯来《圣经》告诉我们，第一批俘虏的返乡比流亡要艰难得多。巴比伦人早先不屑掳走的贫穷以色列人的后裔对出资修建新的城墙几乎没有一点热心，也不欢迎返乡者。第二批流亡者人数更多，于公元前520年离开巴比伦。《圣经》告诉我们有4.2万多人，可能是原来被掳去人数的两倍。这群人得到居鲁士之子大流士的支持，但即便如此，重建耶路撒冷的工作直到公元前445年尼希米到来之后才开始。他是个富有的犹太人，在波斯宫廷担任要职。他听说耶路撒冷的悲惨状况之后，重新修筑了城墙和圣殿，并且采取措施帮助穷人。但是，正如罗宾·莱恩·福克斯所说，“虽然他认为大家广泛了解《摩西律法》，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未提及成文的经文”。[657]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是以斯拉首次提到了这一特别重要的文献。以斯拉是一位祭司，在巴比伦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波斯宫廷的一位官员。公元前398年，他到达耶路撒冷，“随身带着王室的支持信函、一些敬献圣殿的华丽礼物以及一部《摩西律法》”。[658]根据莱恩·福克斯等学者的观点，正是在这时“我们首次看到‘求助于书面经文的诉求’”。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一位无名编者开始将所有不同的书卷和经文合并成一部统一的叙事和律法。大致说来，希腊在公元前300年就有了统一的《荷马史诗》形式，但是希伯来《圣经》（基督教的《旧约全书》）直到公元前200年左右才在以色列完全形成。这一年，便西拉等人物提到了“最高神的圣约，摩西立下的律法”。[659]便西拉是《便西拉智训》的作者，并且是第一位我们知道名字的犹太作家。我们前面提到过，与上帝立约的思想是犹太教的一个核心元素，可能根据美索不达米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改编而成。结束流亡之后，犹太人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经文，这意味着人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确保在什么内容写入律法、什么内容不应写入方面保持严格一致。犹太人必须确立一部正典经文。因此开始了《圣经》编写的第一步。《圣经》可能是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正典”这个词原本是个苏美尔词汇，它的意思是“芦苇”，一种垂直的东西。阿卡德人和埃及人都有正典，而在埃及显得尤为重要。在埃及，尼罗河定期泛滥，淹没财产，改变土地并且冲掉分界线。因此，精确的记录非常重要，这也是正典的主要意义。在同一时期，负责档案的维齐尔也掌管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