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当芝加哥大学的艾伦·布鲁姆教授在1987年出版《美国精神的封闭》时，他没有想到他会因此成名。受到无处不在的“媚俗”风尚刺激，他非常愤激地提出，“高雅文化”研究应当成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他说，我们首先必须研究古希腊，因为它提供了“现代成就的模板”。布鲁姆相信古典世界的哲学家和诗人才是我们从中获益最多的人，因为他们曾经提出过的重大问题至今未变。他们仍然具有启迪我们、改变我们、打动我们和“让我们明智”的力量。[543]

他的书引发了一场风暴，在大西洋两岸成为畅销书，布鲁姆本人的名气和财富也剧增。同时，他也受到诋毁。在他的书出版一年后，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所在地）举办的一次学术大会呼吁大家思考人文教育的未来，“与会者一个接一个”抨击了布鲁姆和像他一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学者认为布鲁姆的书企图把“已经死去的、白人的、欧洲男性的精英主义论调”强加给生活在不同世界的新一代学生头上，而在当今世界，对两千五百年前小城邦社会的迷恋早就过时了。

这些“文化论争”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激烈了，但是仍然有必要指出，为什么几千年前一个小小欧洲国家的历史如此重要。在《希腊人》这本书中，H.D.F.基托开篇这样写道：“在这里，我要求读者接受这一合理的事实陈述，即，在有着几个世纪的文明史和文化高度发达的世界的一个角落，逐渐出现了这样一个民族，他们人口不多，不十分强大，也没有很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他们对人生目的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而且第一次证明了人类心灵的目的。”[544]或正如彼得·霍尔爵士在论述他称为“源泉”的古代雅典的一章中所说：“关于雅典，其关键之处是，它是第一个。这个第一的意义可不小：在对西方文明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许多事物当中，它都是第一个。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为我们奉献了民主制度，其形式之纯粹，是我们乐意看到的……它为我们献上了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其形式如此完美、如此完整，乃至在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人能再往前推进一步。它为我们奉献了世界上第一部系统撰写的历史。它提供了系统化的医学和科学知识，而且第一次把这些知识建立在对经验观察的归纳基础上。它为我们献上了第一篇抒情诗，然后是喜剧和悲剧，同样，其形式如此复杂、如此成熟，似乎它们在希腊的阳光下已经生长了数百年。它为我们留下了第一件自然主义的艺术品；人类第一次捕捉、记录下了风的呼吸和美好的笑容。它独立发明了建筑原则和规范……”[545]

这是对人生目的的全新认识。它是源泉，成为众多至关重要事物的创始者。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如此重要，即使在今天。古希腊人早就作古，大多数人都是白人，而且，没错，按照现代标准，不可饶恕地都是男性。然而，在古希腊人发现历史学家（也是国会图书馆馆员）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奇妙的内心世界”（勇敢的人脑以及它的观察和推理力量）时，他们给我们留下的远远多于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馈赠是迄今为止最丰富的。[546]

这笔馈赠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希腊人第一个真正理解到，世界是可以被认知的，知识可以通过系统观察而获得，无须借助神的帮助；世界和宇宙运行有自己的秩序，不是我们祖先所想的神话。第二，自然和人事不同，自然的运行根据不变之律，而人事没有这样的定律，而是一种强制或协议之律，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具有可变性。与世界只能通过或借助于神被认知，或世界根本就不能被认知的思想相比较，希腊人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第一批农民似乎于公元前6500年出现在希腊北部的塞萨洛尼基。希腊语被认为是在公元前2500年才被引进到这里，可能是由从俄罗斯大草原迁移过来的雅利安人带来的。（换言之，是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入侵今印度北部的人种相似的人。）至少到公元前2000年，希腊的兴旺城镇还没有建造城防，尽管青铜短剑已经开始发展成长剑。[547]

希腊是一个地形多样的国家，有许多岛屿和一些半岛，这可能对城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权和贵族式的英雄文化，是荷马时代盛行的政治制度，但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约公元前700年），它已经从多数城邦消失。雅典人的经历证明了王朝制度是为什么、以及怎样被废除的。[548]对王室特权的第一次侵犯发生在贵族选举出一位独立的战争领袖——执政官之时，因为当时的祭司国王不是战士。后来，执政官的权力逐渐凌驾于国王之上。根据传说，第一位执政官是墨冬，终身在位，他死之后由他的家人接任。国王丧失了权力，但仍旧是城市的首要祭司。法律责任也被分割：执政官负责有关财产的案件，国王审理宗教案件和杀人案件。这样，出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类似的情况。[549]

战争也是一系列故事发生的背景，这些故事对希腊人自我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战争还是第一批西方书面文学杰作产生的背景。它们讲述了阿开亚人（即迈锡尼人）对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城市特洛伊的远征。荷马的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经常被描述为最早的文学，是所有欧洲文学的最初来源，是通往新思想的“通道”。两大史诗共包括2.8万诗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数百年间，“没有什么作品能比得上它们的骄人成就”。荷马的天才从一开始就在希腊获得了承认。雅典人谈到他的书时就像虔诚的基督徒谈到《圣经》，或像穆斯林谈论《古兰经》一样。苏格拉底在面对审判的时候，就引用过《伊利亚特》中的句子。[550]

关于这些成就，要说的重要一点是，它们与早期的《圣经》文学有多么不同，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它们是差不多同时写成的。希伯来《圣经》由多人写成，都围绕一个主题：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及它所显示的上帝的目的。它是一部关于平凡的、普通的小人物如何努力理解上帝旨意的历史。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崇拜其他神，因而走入歧途：他们不值得同情，也不会得到同情。与此相反，荷马的史诗并不讲述普通人，而是英雄和神。他们珍视各种形式的卓越。但是这些故事不是真正的历史，它们更像现代小说，叙述一个情节，然后详细检视它所揭示的人性。用贺拉斯的话说，荷马一下子扎进故事的中段。不过，在荷马那里，神不是“不可知的”。他们其实都是人，具有人的问题和缺陷。同样重要的是，在荷马那里，英雄的敌人本身也是英雄，经常得到同情对待，被允许有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在创作史诗时，荷马取材了大量世代口头相传的诗篇和歌谣。它们的基础是神话和虚构的故事（mythos），这是个希腊词，英语中的“神话”一词就来源于它。它实际指“词”，指“最后的话”，即最后的宣告。它与逻各斯不同，逻各斯也指“词”，但指的是能够辩论、能够变化的真理（如“关于……的词是什么？”）。逻各斯用散文写成，而神话用韵文写成。

荷马的史诗在某种意义上是第一种“现代”叙事。他的人物很丰满、立体，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有不同的动机和情感，有时勇敢，有时踌躇，更像人而不像神。他给予了女人和男人一样的同情。例如，在海伦身上，我们看到美貌既是一种福佑，也是一种诅咒。更重要的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奥德修斯的性格在发展，他变得比神更有趣、更有尊严。奥德修斯证明自己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不需要神的帮助。

在荷马那里首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