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起源

出的那种理性化过程对群体生活产生了影响，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一样，战争起了某种作用。

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吕底亚人还在这里发明了钱币。它在希腊人中迅速传播，货币的频繁使用促进了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变成土地所有者。土地需要保护，因此，在公元前7世纪，同新型武器一起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战士和新的战争形式。这就是“重步兵”（hoplite）的发展，他们披挂青铜头盔、矛和盾（希腊语hoplon表示盾）。之前的战斗主要是单兵对抗，现在则是重步兵队形。训练有素的士兵以八排队形前进（主要在山谷地带，为了保护或抢夺那里的庄稼），每个人都被其右侧同伴的盾牌所保护。如果他倒下了，后面的人会立刻补充上去。[551]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共同分担军事义务，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权力从传统的贵族下分；其次，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了鸿沟。（重步兵必须自己承担盔甲的费用，因此他们主要来自中等和富裕的农民家庭。）

出现这一鸿沟的原因是，阿提卡的土地非常贫瘠，当然是就种植谷物而言。因此，在歉收的年份，较贫穷的农户只有向比较富裕的邻居借贷。随着钱币的发明，农民不再像以前一样借一袋谷物，再还一袋，而是借一袋谷物的价钱。不过，这袋谷物是在歉收的时候买的，因此相对较贵，通常在收成好的时候再归还，也就是当谷物价钱下跌的时候。这引起债务增加，而且在阿提卡，法律允许债权人没收债务人的财产，抓走他和他的家人充当奴隶。这种“富人的法律”已经够恶劣，在德拉古的统治之下制定法律时因为书写的普及而变得更加恶劣，因为它鼓励人们行使自己的法定权利。据说，“德拉古法律”是用鲜血写成的。[552]

不满在蔓延，它变得如此强烈乃至雅典人采取了我们会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措施。他们任命了一位僭主进行干预。起初，僭主在近东出现的时候，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称呼，相当于“老板”或“首领”，通常在战后出现，其首要任务是把敌人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取得胜利的军人。在雅典，梭伦因为丰富的经验而被推选为僭主。作为王室的遥远后裔，梭伦还写过诗抨击富人的贪婪。他在公元前594年或前592年就职，他的第一个举措是废除债务奴隶制，同时还取消了所有的未偿债务。除雅典丰产的橄榄油之外，他禁止所有农产品的出口，认为大地主不能在雅典人饥饿的时候把农产品卖到更富裕的市场。他的另一举措是改变政治制度。在他就职之前，雅典人一直被三头政治统治。在当时，最高层有九个执政官；他们的下面是长老会议，又叫阿里斯托，他们的职责是讨论所有的重大问题；最后是公民大会（ekklesia，从这产生了法语église，教堂）。梭伦改变了公民大会，把成员资格扩大到商人，而不仅仅是地主，他还扩大了执政官的选举资格范围。不仅如此，执政官必须在公民大会上陈述他们一年内的职责，只有那些合格者才能进入长老会议。整个制度变得公平许多，也比过去更开放，公民大会的权力大大加强。（上面的描述多少过于简化了雅典的民主，但是至少表明，我们所认为的21世纪民主实际上是一种选举寡头制度。[553]）

然而，如果对城邦没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不考虑希腊城邦按现在的标准有多小，那么就无法理解雅典的民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应当拥有大约5000名公民，事实上很少有能超过2万的。这里的“公民”指男性自由人，因此在这个数字之外还应当算上女人、儿童、外国人和奴隶。彼得·琼斯统计，在公元前431年雅典的总人口是32.5万，公元前317年的总人口是18.5万。总体上，希腊城邦大约相当于英国的一个小郡的规模，而且城邦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希腊的地理环境：许多岛屿和半岛，整个国家被分割成许多自成一体的小地貌。不过，城邦也归功于希腊人的性格。虽然这个词起初指“城堡”，但后来指“人民的整个群体生活，包括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554]希腊人逐渐把城邦当作一种生活形式，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过一种完整的生活，实现其真正的潜能。他们努力不让自己忘记政治的目的是什么。[555]

民主是在公元前507年由克里斯提尼引进雅典的，到伯里克利时期（约前495—前429），即雅典的黄金时代，公民大会成为最高机构，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虽然不乏敌人，伯里克利仍然是希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最优秀的演讲家之一和杰出的领袖。他为陪审员和议事会成员设立了薪酬，完成了城墙的建设，这几乎使雅典固若金汤。他还对哲学、艺术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一个军事领袖和政治家来说非同寻常。他的朋友包括普罗泰格拉、阿那克萨哥拉和菲狄亚斯，这些人我们稍后都要谈及。而苏格拉底本人同伯里克利的养子亚西比德和伯里克利的平民妻子阿斯帕齐娅的关系都很密切。伯里克利重建了帕提农神庙，为无数的手工艺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开始了雅典的黄金时代。

在他的统治下，公民大会由所有没有因为犯罪而被剥夺权利的成年男性组成。它完全成为一个立法机构，对行政和司法握有全部的控制权。大会每月召开一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发表演讲，任何人都可以提议任何事情。但是一个由五千多人组成的大会，需要一个委员会做准备工作。这一委员会被称为立法会议，也不怎么轻简，因为它由500名公民组成，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通过抽签产生，这样永远不会产生一个可能腐败、扭曲公民大会的实体。没有职业律师。“受害者可以直接向他的同胞要求公正，这一原则被保留。”[556]陪审团从公民大会中产生，人数从101到1001不等，依案件的重要性而定。没有上诉。如果罪行没有具体的刑罚，那么原告如果赢了官司的话，可以提议一个处罚，被告也可以提议一个处罚。陪审团于是在两者中做出选择。“对雅典人来说，自己做出决定、执行决定并且承担相应的后果，是一个自由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557]

考虑到雅典城邦的规模，那里的民主是一项伟大的、独一无二的成就。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它，例如柏拉图就诅咒它，它的程序也不像我们现代的议会民主。（重复彼得·琼斯的观点：现代民主是选举寡头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希腊的另一思想，修辞，未能留存至今的一个原因。修辞是一种讲话、论辩、说服方式，它是民主制度下的必需才能。在没有麦克风的公民大会上，发言人需要在辩论中影响他人。修辞有自己的一套规则，它鼓励雄辩和记忆，这对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在选举寡头制度下，政治礼仪变得更私密，更玩世不恭，修辞没有用武之地：在现代人听来，它显得咄咄逼人和矫揉造作。

如果说政治（民主政治）是希腊人传给我们的最伟大思想，那么其次就是科学（科学这个词的最初意义是知识）。这一最有价值的人类活动通常被认为起源于小亚细亚最西部（现在的土耳其）的伊奥尼亚，以及近海岛屿。埃尔温·薛定谔认为，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科学起源于那里。首先，该地区不属于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通常对自由思想有敌意。其次，伊奥尼亚人在东西方之间，是一个航海民族，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商业交换永远是思想交换中的主导力量，而后者又经常来源于对实际问题——航海术、交通工具、水的供给、手工技艺——的解决。第三，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祭司”，没有像巴比伦和埃及那样世袭的、享有特权和既得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