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从以赛亚到朱熹：灵魂的传奇

础，在他死后一百年写成，但是那部传记已经亡佚，而对现存传记的真实性，我们毫不了解。不过，似乎乔达摩在大约公元前538年突然抛弃妻子、孩子和优裕的家庭生活，踏上证得正觉的道路的时候，时年二十九岁。据说，他偷偷上楼，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孩子，然后不辞而别。至少他心中有一部分并不后悔离开：他给儿子取名“罗睺罗”，意思是“锁链”，显然孩子象征着乔达摩认为他看见的恐怖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桎梏。他渴望一种更干净、更精神的生活，因此他做了当时许多印度圣人所做的事情：背弃家庭、抛弃财产，穿上游僧的黄袍，乞讨为生，这在当时的印度是被认可的生活方式。

整整六年，他聆听圣人的教诲，但是直到有一天晚上，他让自己陷入恍惚之际，他的世界才发生了变化。“整个宇宙都在欢悦，地面在摇撼，鲜花从天上飘落，香风吹来，各处神明在欢呼……出现了从苦痛中解脱和证得涅槃，也就是结束苦痛的新的希望。乔达摩成为佛陀，觉者。”[525]佛陀“相信”他熟悉的神，但是他也同以色列的先知一样，认为最终的真实高于这些神。根据印度教，通过他对神的经验，或根据他对神的理解，神也不能逃脱痛苦和变化的无常，也无法摆脱出生与重生的轮回。事实上，乔达摩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苦；而达磨，即“关于正确生活的真理”，能把人带到涅槃境界，即最后的真实、苦痛的解脱。[526]佛陀的智慧是，这种状态与神无关，因为它“超越了神”。涅槃对人是一种自然的境界，只要你知道如何看待它。乔达摩声称他的方法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发现”，所以，别人也可以达到，只要他们省察自身。对于先知时代的以色列人，真理也在自身。更具体一点，佛陀相信，人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事情出了错。在别的宗教世界，这种认识会产生天国和天堂的概念，但是佛陀的思想是，我们通过“过一种对所有生命充满同情、和蔼可亲又谨言慎行的生活，远离任何像药物或麻醉剂等使心智不明的东西，就能在人间实现解脱”。[527]佛陀没有天国的概念，他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合宜的”。他认为，语言无法解说这些思想，它们只能被经验。

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佛教确实发展了与基督教非常相似的救赎思想（如此相似，以致早期传教士认为佛教是魔鬼创立的伪宗教）。佛陀提出了一个脱离人生苦海的概念（还有一个词，“解脱”），还提出三个化济众生的佛：观世音菩萨、多罗菩萨、阿弥陀佛。他们都属于一个大家庭。

希腊人以他们的理性主义而著称，这容易模糊这一事实，即他们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前427—前346）也是一个公认的神秘主义者。他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自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前者对古老的神话和传统的宗教节日表示质疑；后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发展出了灵魂的思想，并且印度思想有可能通过埃及和波斯对他产生了影响。

毕达哥拉斯相信灵魂是堕落的、被污染了的神，它被束缚在身体里，“犹如囚禁在坟墓里，注定了永远的轮回”。[528]毕达哥拉斯和俄耳甫斯派都认为，灵魂只有通过净化的教礼才能得到解放，但是柏拉图走得更远。对他来说，有另一种层面的真实，一个永恒的神圣王国。它超越了感官。他也接受灵魂是堕落的神之说，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净化形式（理性）得到解脱，甚至重新回到灵魂的神圣状态。他认为，在这个永恒的层面，存在永恒的真实，就像他说的形式或理念，比我们在世间看见的一切都更完美、更永久、更有效，只能被心灵充分理解。对柏拉图来说，有一种理想的形式，对应了我们所有的一般理念，如正义或爱。其中最重要的形式是美和善。他对神或神的性质阐述不多。形式的世界是不变的，静止的，这些形式不像传统的神明就“在那里”，它们只能通过内心而被发现。[529]

他的思想在《会饮篇》和其他书中有所概括，它表明，对一个特殊的美丽身体的爱如何能“净化并且转化”成对理想的美的忘我沉思。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形式多少隐藏在心中，思考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揭示这些形式，如果思考足够长的时间，就能够理解它们。记住，人类是堕落的神灵（中世纪的基督教复活了这一思想），因此神性在某种意义上先天存在于人身，只要它能被理性“触及”；而理性被理解为是一种对内在永恒王国的直觉把握。柏拉图没有使用“涅槃”这个词，但是他的信仰体系显然同佛的思想相似，都让人回到内心。就像琐罗亚斯德，柏拉图也认为，精神生活的目的是专注于抽象实体。曾有人把这称为抽象思想的诞生。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的思想也一样神秘，尽管他是一个头脑更冷静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关于他的各方面思想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即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也认识到，宗教信仰存在一种感情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希腊戏剧，尤其是悲剧，是作为宗教节日的一部分而发源的：戏剧化的悲剧对亚里士多德是一种净化形式（他称之为“宣泄”），由此，恐惧和同情等感情得到发泄并得到控制。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只能通过沉思到达的单一的神圣王国，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一个现实的等级秩序，最上面是不动的创造者——不朽、不动，实质上就是纯粹思想，虽然它是思想者也是思想本身。[530]是他引发了宇宙间所有的变化和流动，所有的这些都来自一个地方。在这一宇宙体系之下，人类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拥有智慧，一种神圣的实体，使他们位于动物和植物之上。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思想的目标是不朽，是一种救赎。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思想本身是一种净化形式。但是他又认为，沉思不仅仅包括逻辑理性，而且包括“训练有素的直觉带来的自我超越的狂喜”。[531]

孔子（孔夫子，前551—前479）是轴心时期所有先知/宗教导师/道德哲学家中最没有神秘色彩的人。在传统的意义上，他非常虔诚，对天和全能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无比的敬畏，但是他对超自然的东西非常淡漠，似乎既不相信人格神，也不相信来世。他发展出的教义实际上是对传统思想和行为的改造，因此非常世俗化，针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然而，在孔子、佛陀、柏拉图和以色列先知的教义中，有不可思议的相同之处。他们都源自相似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到孔子出生的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是一个古老民族了。从公元前2千纪中期开始，商朝就已经建立，而且根据考古发现，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王，一个由若干家族组成的统治阶级，以及一个被土地束缚的低等阶级。据一位史学家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社会，它的特点是“祭祀、战争和狩猎”。同古代印度教思想一样，祭祀在早期中国是所有信仰的基础。“狩猎提供祭祀用的牲畜，战争提供俘虏。”[532]战争本身被当作一种宗教活动，在战前，人们都要举行占卜、祈祷和宣誓仪式。

早期中国有两种神灵：祖先神和天神。每个人都崇拜其祖先，祖先的灵魂被认为能给活着的人带来生命。但是贵族还信仰天上的最高神上帝，还有日月星辰和雨水雷电之神。上帝被认为是商族的始祖，所有的贵族家庭都自称是他的后裔。[533]其显著特征是食肉。有三种宗教职司：史、祝、巫。史是一种抄写祭司，他的职责是记录和解释对王朝具有征兆意义的重大事件。祝又叫乞灵者，他们是负责撰写祭祀仪式所用的致告鬼神词的学者，他们后来成为司礼，确保正确的祭祀仪式得以保存（就像佛陀时代印度的婆罗门）。巫是占卜的专家，他们的职责是用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