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慧之城

34—前1924）制定。乌尔衰落后，伊新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这部法典也包括一篇导论，导论中提到众神赋予里辟依士他权力，“在这片土地上确立公正……为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民带来福祉”。这部大约有二十四个条文的法律涉及的范围比《汉谟拉比法典》更有限，涵盖土地所有权，包括偷窃果园或破坏果园、逃亡奴隶、继承、订婚和婚姻、对租用牲口的伤害。土地所有权产生特权，也产生责任。例如，第十一条写明：“如果某人的邻居未耕作的土地处于闲置状态，而且他对闲置土地的所有者说，‘因为你的土地闲置，有人可能会闯进我的庄园；请为你的土地设防’，并且对方也同意这一条款，那么如果该人财产有任何损失，邻居应该予以补偿。”[400]

20世纪50、60年代，更早的法律被发现，它是由公元前2100年左右建立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姆王制定的。发掘的残片中涉及滥征税和度量衡标准的确立，而且它也有一个原则性的严厉声明，防止经济实力强的人对实力弱的人进行剥削：“孤儿不应被交给富人；遗孀不应该被交给有权的人；有一个谢克尔的人不应被交给有一个迈纳的人。”[401]《乌尔纳姆法典》并不试图成为一部由抽象的法律原则主导的系统法典。它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例。此外，与《汉谟拉比法典》和《圣经》的法律不同，对人身伤害的处罚，它没有同态复仇法，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402]同态复仇法似乎是更原始的一种法律形式，尽管它出现在《圣经》中（从法律发展上讲，《圣经》是一部较晚的文献）。例如，在赫梯法典中（约前1700—前1600），盗窃蜂窝的惩罚是“被蜜蜂蜇一次”，该规定后来被罚金取代。[403]

但同样，所有这些都使古代的司法听起来比真实的情况更有条理和更现代。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法典”是拉格什的乌鲁依宁基那王制定的法典，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样，可能只是试图减轻古代社会的不公正传统而已，这些不公正总是有失控的危险。乌鲁依宁基那王的改革和其他改革一样，差不多也是王室宣传。王权在不断迅速变化和充满竞争的社会中出现。国王自己也喜欢干涉司法，这是他们显示自己力量的一种方式。司法大多数时候远不是理想化法典看起来的那样言之凿凿。

在美索不达米亚城市中，有证据表明抽象思想有了发展。例如，首先，早期的计数体系只用于具体的商品，即，“三只羊”的符号只用于羊，与“三头牛”的符号并不相同。它本身并不含有独立的“三”这个符号（用翁贝托·艾柯的一句名言，“在乌鲁克时代，没有单纯的名称”）。[404]度量也是如此。然而，后来表示抽象属性的词语，如数字、抽象单位的体积测量（空间）以及几何形状（如三角形）出现了。LU这个词也被使用，表示“人、人类的个体”。[405]同样重大的是私有财产概念的演化，这可以从城外墓地得到证明，它们只为特殊的群体建造。[406]这是巴比伦人又一个重要的“第一”。

因此，正是在这些第一批城市中，人类发现了自己在艺术、文学、贸易、法律，以及很多新事物方面的才能。我们称之为文明，并且会想到它在神殿、城堡和宫殿遗址中的体现。但是，远不止这些。群居生活是一项很伟大的试验，激发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经历。这种经历，甚至在今天，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激发更多的人。在推动生活前进的几乎所有方面，城市一直是孕育思想、观念和创新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