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慧之城

人口总数为2.75万至5.5万。乌尔市区占地41公顷，人口约为2.4万。其周边1000公顷区域可能“住着50万人……吉尔苏紧挨着拉格什，也是它的一部分，据说有3.6万名男性，这意味着8万至10万的人口”。[304]与公元前500年占地250公顷的雅典，或基督时期仅100公顷的耶路撒冷相比，这些城市的规模丝毫不落下风。哈德良时期的罗马也只有3000年前的乌鲁克的两倍大。[305]关于这个时期的巨大变化可以从汉斯·尼森的调查中看出，该调查显示在公元前4千纪，农村定居点与城市定居点的比例为4：1。600年后，即公元前3千纪中期，这个比例完全颠倒过来，城市定居点与农村定居点的比例为9：1。[306]此时，乌鲁克是“腹地”的中心。“腹地”本质上是受乌鲁克影响的一个农垦地区，围绕乌鲁克向外延伸约12至15公里。邻近该地区的是一个不受乌鲁克影响，面积2至3公里见方的地区，然后就是另一座城市乌玛的外围地区。[307]在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城市至少有20座。

这些城市和城邦的成就令人震惊，它们历经约26个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创造，极大地塑造了我们现在了解并赖以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在巴比伦，人们发明了音乐、医学和数学，建造了第一批图书馆，绘制了第一批地图，同时孕育了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巴比伦是许多“第一”的发源地，因为它也是发明书写体系的地方，因此我们能用一种与了解之前历史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巴比伦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这些早期城市通常可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有城墙的内城，里面可以发现供奉神灵的神殿，统治者、管理者或宗教领袖的宫殿，以及许多私人住宅。其次是郊区，由比较小的房子、公共花园和城市居民日常所需的牛圈组成。最后还有一个商业中心。尽管被称作“港口”，该地区却是陆上贸易的场所，也是异域商人和当地商人居住的地方。很多城市的名字本身说明了它们的视觉外观。[308]

在第一批城市中，很多日常活动都是围绕神殿展开的。参与祭祀仪式的人都是社会上最显赫的成员。[309]在埃利都和乌鲁克，神殿里神坛的存在表明那时已经有充分的公共组织来建造这样的建筑物，它们是继巨石阵之后的第二批纪念性建筑。[310]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神坛越建越高，直到最后一步步变成阶梯状的、顶部是神龛的神塔。它被称为金字形神塔（ziggurat），来自亚述语，并且可能源自更早的阿卡德语（zigguaratu），意思是顶峰或山顶。[311]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精巧建筑必须有人维护，这就需要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宗教组织。

这些神殿如此重要、如此宏伟，因而在早期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起着中心作用。从拉格什的巴巴女神（又叫巴乌）神殿的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2400年之前不久，神殿及其周边的占地面积为1平方英里多。神庙的土地被用作各种农业用途，能维持1200个为神庙服务的人员的生活。这些人中有专门的面包师、酿酒师、羊毛工人、纺纱工、织布工以及奴隶和管理人员。[312]神庙的佃农不完全算作奴隶；相反，他们和神庙的关系似乎是封建制的一种早期形式。[313]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新职业还包括理发师、宝石匠或金属工人、服饰供应商、布商、洗衣工、制砖工、园艺师、船夫、“卖唱者”和艺术家。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职业是抄写员。

现在，书写的起源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有三种可能。很多年来，人们都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的书写体系，但这却有个问题。楔形文字差不多由抽象符号组成，然而许多人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应该和绘画或图画文字有联系。图画文字是由半图像、半符号组成的文字。这也是考古学家丹尼丝·施曼特—贝瑟拉的研究内容。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她注意到在古代近东地区遗址中发现了成千上万“相当普通的泥制品”，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它们并不重要。施曼特—贝瑟拉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这些泥制品可能代表了一个一直以来被忽视的古老体系。因此她去近东、北非、欧洲和美国参观了各种各样她所谓的“符记”收藏品。[314]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一些符号在外形上呈几何状——球体、四面体、圆柱体，而另一些则是动物、工具或器皿的形状。她开始意识到这些是第一批经过火硬化的泥制品。不管是什么，它们的制作过程都非常耗时耗力，它们绝不普通。最后，她偶然读到，在伊拉克北部的努济发现了一段公元前2000年刻在一块空心泥板上的文字。这段楔形文字写着“计数签代表着小体积牲口的数量：二十一只能产小羊羔的母羊，六只母羊羔，八只成年公羊……”当泥板被打开后，在里面发现了四十九个计数签，正好是清单上牲口的数量。[315]对于施曼特—贝瑟拉来说，这就“像一块罗塞塔石碑”。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她研究了一万多个符记，并得出结论：它们构成了促进书写系统产生的一种原始计数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字最初表现为数字。毕竟，这就是书写的作用，能让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人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

第一批符记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至前4300年，而且十分简陋，没有什么变化。它们是在伊朗的阿西阿卜土丘（约公元前7900—前7700）等地方发现的，那儿的人们仍然主要靠狩猎和采集为生。大约从公元前4400年起，比较复杂的符记开始出现，主要和神庙活动有关。不同的形状代表不同的物品：例如，圆锥体代表谷物，卵形体代表一罐油，而圆柱体代表家畜。[316]这些符号变得流行起来，因为它们省去了人们记忆一些事物的需要，省去了人们对口头语言的依赖，因而可以被说不同语言的人使用。它们被使用，是因为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随着村庄之间贸易往来的增加，村庄首领需要记录谁制造了什么。

这些复杂的符记似乎传播到了埃兰（伊朗南部）的主要城市苏萨和乌鲁克，这似乎也是出于记录城市作坊（大部分都在公共建筑物而不是私人建筑物内）产品的需要。这些符记还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准确的评价和记录税收的方式。它们以一种或两种方式连在一起。它们或是被串在一起，或是被放入泥封中，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更重要。人们正是在这些泥封外面做了记号，记录着里面有什么以及参与者是谁。尽管这种理论最近遭到了法国学者的质疑，但它仍不失为对楔形文字起源的最好解释。当然，新的体系很快使这些符记变得多余，最终在公元前3500至前3100年，泥封的记号代替了古老的计数体系。这些泥封变成了泥板书，为成熟的楔形文字的发展指出了方向。[317]

在属于温查文化的东南欧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出土的大量泥板、小塑像、陶器和护身符上发现了一个差不多是用几何线条、螺纹和波形曲线构成的记号体系。这些与山羊、兽头、麦穗等图画文字有联系的记号都出现在约公元前4000年的葬礼和明显的祭祀活动中。1969年在保加利亚西部的弗拉察发掘的格拉德斯尼卡饰板更古老，可追溯到6000至7000年前。[318]根据它们出现在哪种人工制品上，例如护身符或陶器，人们已经对这些与温查文化有联系的记号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它们的分布具有一致性。这个语料库由210种符号构成，共形成五大类：直线、十字形、V形、点和曲线。但这些却不能形成文本。相反，它们似乎都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