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智慧之城

有象征意义，毫无疑问，更具有宗教意义而不是经济意义。它们构成了一种原始的书写形式。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使用“旧欧洲”文字（玛丽亚·金布塔斯创立的术语）的人被入侵的印欧民族赶出家乡。赫尔辛基大学的哈拉尔德·哈曼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旧欧洲”人可能被赶到像克里特这样的地方。在20世纪早期，阿瑟·埃文斯爵士和他的同事在克诺索斯和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文明——米诺斯文化，其基本特征就是公牛和蛇崇拜。但米诺斯人也发明了两种文字，就是我们所称的A类和B类线形文字。“线形”这个术语的使用来源于金布塔斯的观点，是为了强调温查符号的主要线形特征（与图画文字相对）。虽然B类线形文字在20世纪50年代由英国业余考古者迈克尔·文特里斯破译为一种希腊语变体，A类线形文字却不曾被破译过。哈曼认为，这是因为A类线形文字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旧欧洲语”的一种。哈曼还认为他在A类线形文字中发现了五十个和“旧欧洲语”相同的符号（见图3）。

对于书写体系的起源问题，最新的推论将我们引向印度。在印度，传统上认为，最早的主要文明是印度河文明，都城是公元前2300至前1750年的哈拉帕和摩亨约—达罗。1999年5月，考古学家宣布在哈拉帕发现了一块有5500年历史的刻有文字的泥板。一个月后，又宣布文字已经破译出来了。它由两个M、一个Y、一个中心有点的菱形、另一个变形了的菱形和一个V组成。根据贾哈和拉贾拉姆博士的观点，它的意思是“它滋润了这片神圣的土地”。这种语言已确定是“前哈拉帕语”，比其他的印度河文明的符号古老得多。在该地区还发现了另外四个例子。印度学者认为，这种文字像其他地方的古老文字一样，没有元音，虽然在这里它使用了双辅音，如两个M，来表示元音。

换句话说，它展现了演化中的早期书写系统。与该发现有关的学者都认为，这足以使“文明的摇篮”从美索不达米亚转移到印度河地区。[319]这些都是最新的研究结果，最终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于书写体系起源地的认识。但就目前而言，温查的符号并不能构成完全成形的文字，而在印度河地区和该地区周围发现的泥板书只是一小部分例子。虽然毫无疑问这很有吸引力，甚至很有前景，但是我们还不能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和楔形文字是最早的真正书写起源这一观点，除非出现更进一步的发现。

图3　旧欧洲文字和A类线形文字共有的符号

（Source:Richard Rudgley,Lost Civilisations of the Stone Ag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9,p.70）

自从17世纪末期起，人们就知道了楔形文字。在1802年和1846年，人们成功破译了部分楔形文字。但是对巴比伦文明完整的认识是在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的发现之后才成为可能的。当时的奥斯丁·亨利·莱亚德是一个刚获得律师资格、“年轻洒脱的英国人”。他从陆路到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的过程中，中途停在了中东地区，最远只到了波斯西部（现伊朗）。“在为驻伊斯坦布尔的英国大使做了一些非官方的情报工作后，他获得了在伊拉克做一段时间考古发掘的资助，在那儿他选了摩萨尔以南二十英里处一个叫尼姆鲁德的巨大土堆。”[320]尽管他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在那个时期几乎没有人是专业的），但他却很幸运。他发现了一系列巨大的石板和十四英尺高的石灰岩公牛。这些雕像如此惊人，以致他的研究报告成为畅销书。莱亚德还在石头上发现了许多看起来像楔形文字的刻字，该处遗址可上溯到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这使它成为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式。虽然直到20世纪苏美尔文字才最终为人们所理解，但是一旦为人们所知，发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快。[321]

我们的最新认识表明，在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出现之前，美索不达米亚使用了好几种“原始书写”。其中，石头圆柱体刻章不仅更持久，而且比施曼特—贝瑟拉发现的泥封更灵活。这些刻章采取空心圆柱体的形式，上面刻有一系列符记。把这些圆柱体刻章在湿黏土上来回滚动，会留下与刻章图案相反的凸起的符记。[322]这些泥印章可用于各种地方：它们可以压在打捆的绳结上；或是闩门的绳子上。其中的用意是，印章带有明显的标记，可以识别物品的主人。[323]同施曼特—贝瑟拉研究的泥封一样，刻章也是一种经济控制手段，用来监督交易过程或确认交易已经发生。实际上，苏美尔人发明了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图案来识别主人：神庙参拜、一队队船只、统治者面前的犯人，以及喂养动物。这些实际上是图画签名。[324]后来，一种新的刻章出现了，是由切削工具生产的。这明显表明贸易不断增加，对于识别性标记的需要也在相应增长。

关于原始书写的论述就这么多。但是楔形文字实际上是从古老的乌鲁克图画体系中发展而来的，借用了很多早期符号，如表示羊的符号和表示水的波浪线。第一批抄写员对所谓的乌鲁克“斜面碗”的运用，很清楚地表明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体系的起源。这些碗都很便宜、粗糙而且孔隙率高。它们不能用来盛水，却如此普遍，在一些地方发掘的陶制品中有时竟占四分之三。它们的孔隙率如此之高，以致只适合盛放固体物质，而且大小一样，这一事实为理解它们的用途提供了线索。已经破译的刻字告诉我们：乌鲁克的工人，至少那些为大型神庙建筑工程工作的工人，领取实物报酬，即每天的食物配给。既然工人的主要配给是谷物，那么这些“斜面碗”被用作衡量工人获得报酬的“标准”碗也是合情合理的。[325]

图4所示的就是古代表示“吃饭”的符号。它很清楚地表明一个脑袋，张着嘴从一个“斜面碗”接食物。换句话说，这是一幅图或是图画文字。许多其他词语也是从图画文字开始的（见图5）。

图4　一个斜面碗（上）和早期表示“吃饭”的符号（左下）；“吃饭”在早期楔形文字中的表现形式（右下）[326]

（Source:Hans J.Nissen,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9000–2000 BC,translated by Elizabeth Lutzeier with Kenneth J.Northcott.©198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这只是个开端。当圆柱体印章变得越来越简单并且更便于大量制作时（以便应对繁忙的生活），书写体系也发生了演化。由于在湿黏土上很难清晰、快速地画下这些图案（而在光滑、干燥表面上书写的埃及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始终使用象形文字），因此符号和词变得更加抽象、更少并且朝一个方向排列，所有这些发展都加快了书写演进的速度。图6表明一些词在一千多年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从乌鲁克早期到乌尔鼎盛期，也就是从公元前3800—前3200年至公元前2800—前2100年。

图5　早期的象形文字：（a）一片芦苇；（b）一粒麦穗；（c）一条鱼；（d）一只山羊；（e）一只鸟；（f）一个人头；（g）罐子；（h）棕榈树；（i）金字形神塔[327]

（Source:H.W